保证保险合同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美国等商业信用发达的国家。在我国，保险公司开办保证保险业务起步较晚，属于一项新的业务。随着业务的拓展，保证保险的各个险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有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房屋按揭贷款保证保险、质量保证保险、分期付款买卖保证保险、旅游消费贷款信用保证保险等。在目前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健全的市场环境下，由于保证保险制度立法的相对缺失、对保证保险基础理论研究的不够深入，加上保证保险制度本身的高风险性，产生了大量的纠纷。出现纠纷较多的主要集中在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上。本文主要结合司法实践，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理论及审判实务作一探讨。首先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含义、特征作概括性介绍。再结合审判事务，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在适用中的定性、效力、诉讼主体、案由、抗辩权、代位求偿权、解除权等分歧问题进行探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对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根源分析并从立法完善和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方面对贷款保证合同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当前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理论和实务参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信贷体系日益膨胀，涉及分期付款购房或购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活动被迅速普及。银行为减少信贷经营风险，而保险公司为拓展业务范围，一种新兴的金融保险产品--保证保险，应运而生。保证保险引入我国以来，（由于1995年实施的《保险法》对保证保险没有明确规定，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认可这一险种，但仍未明确其内涵和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等都存在不同认识。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兴起的保证保险业务主要是贷款保证保险业务。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涉及关系众多，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在实践中产生了大量法律问题，引发一系列争论，本文针对保证保险中贷款保证保险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如下探析。

　　一、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含义及特征

　　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是指由投保人（借款人）向保险人交付保费，保险人按照约定，在投保人不能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归还被保险人（即贷款人，一般是贷款银行）的贷款时，由保险人予以赔付的保证保险合同。贷款保证保险为财产保险的一种形式，其除具有一般财产保险的特征外，还表现为：

　　1、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为投保人（债务人-借款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债权人-银行）;在一般的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经常是为自己的财产投保，这时投保人本身就是被保险人。但在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中，虽然债务人是投保人，但受合同保障的是债权人，享有保险利益的也是债权人，因此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应该是债权人。

　　2、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标的为贷款合同中的债权。《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具体说来，在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借款人）与保险人约定，一旦自己不能够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还款，则保险事故发生，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银行）支付保险赔偿金。由于银行领受保险赔偿金是基于其保险人的地位，那么保险标的就应当是银行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实际上就是银行对借款人的债权。

　　3、贷款保证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不仅为一般财产保险中的“客观风险”，还是一种信用风险。通常情况下，财产保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所谓“纯客观风险”，对于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保险责任，在一般财产保证保险中是明确列为除外责任的。然而，保证保险承保的正是被保证人不履约的风险，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

　　4、保险人资格的特许性

　　保险人只有具备合格的资质条件才能开办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并须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鉴于保证保险业务的高风险性，国家监管机构都严格控制这种特许经营权牌照的发放。在申请开办保证保险业务时，保险人必须提供相关的资质证明，以证明其具备开展该项业务的实力。

　　二、贷款保证保险合同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由于我国法律对保证保险合同的规定不够细致明确，法官对相关法律问题在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依据不一，结果各异。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争议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性质的理解分歧

　　贷款保证保险属一种保险业务还是形式是保险而实质是一种担保业务？贷款保证保险中投保人是被保险人还是权利人是被保险人？对保证保险合同进行定性，关系到诉讼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和风险承担。“保证说”认为，保险公司的保证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是一项担保业务，其法律关系由担保法调整。保证保险合同在性质上属于保证合同，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1]《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4条规定，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保险说”肯定保险公司的保证行为是保险险种之一的保证保险，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由担保法调整，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不等于保证担保合同”，[2]也有部分法官主张保证保险不是保证。[3由此可见，保证保险虽然和保证担保有众多的相似之处，但保证保险合同性质上仍是一种保险合同，与保证有本质区别。（1）从行为性质上看，保险合同系双务有偿的商事合同。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这一义务是以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为对价的。而保证是一种单务无偿的民事关系，是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订立的担保之债，本质上是由保证人代替住债务人履行债务，债权人并不对保证人承担义务，也不因保证人的保证义务而给付对价。（2）从制度功能上看，保证的功能在于确保债权的实现和债务的偿付。保险的特色功能在于分散风险、消化损失，出发点在于通过社会共济，集众人之力化解债务人无法正常偿还债务的危险。即所谓“无危险则无保险”。尽管该保险最终表现为债务得以偿付，债权得以实现，但应被看做该保险的客观效果，而非保险的本质功能。

　　（二）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独立性及效力认定不一

　　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与其基础合同（贷款合同）具有从属性还是独立性，即是否存在主从合同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借款合同无效是否保证保险合同无效的问题，对于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在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方面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贷款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存在主从合同的关系，贷款合同为主合同，保险合同为从合同，主合同不能成立，从合同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从合同也将失去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亦随之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湘信进出口公司、中保财险有限公司长沙朝阳支公司贷款保证合同案中提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从属性，本案保证保险合同从属于主合同贷款合同。”[4]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不存在主从性质。保证保险合同虽然以被保险的债权合同为存在前提,但这只是当事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动因,他的效力不受产生被保险债权的合同效力的影响；[5]保证保险合同与贷款合同并存于经济生活中,后者虽是前者的依据,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独立关系和关联性,保证保险合同法律责任有且应有的独立性决定了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6]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审理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却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在其2001年3月14日作出的（2000）经终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书中指出:“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其他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虽是保险人确定承保条件的基础,但其不能改变两个合同在实体与程序上的法律独立性,其他民事合同与保险合同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7]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贷款合同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基础合同，保证保险合同以贷款合同的存在并生效为前提，虽然贷款合同是保险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确定承保条件和保险标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改变两者之间的独立关系和关联性，二者不具有主从性质。因为贷款合同的效力并不当然影响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贷款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解除、撤销，只能表明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若让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承担贷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解除的法律后果，显然不公平，保证保险合同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反过来，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免责事由和依照保险法或合同约定所产生的广泛抗辩权也不受贷款合同的影响，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贷款合同。因此，保证保险合同与相关的贷款合同并存于经济生活中，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应当是《保险法》及相关的保险法律规范，而不是担保法。[8]

　　（三）案由确定混乱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混乱，比如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有的法院将案由定为财产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有的定为担保合同纠纷。还有因为借款人意外身亡引起的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理赔请求，有法院定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笔者认为，上述案由的确定均不准确，此类案件应根据原告请求权的性质结合保证保险合同的内容来确定案由。贷款合同的债权人起诉保险人的，应定为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对于保险人赔付后，向投保人（债务人）求偿的，由于保险人行使的是代为求偿权，与保证人的追偿权不同，此类案件宜定为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既能体现合同关系，又能反映诉权的性质。

　　（四）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诉讼主体不明确

　　由于保证保险合同是一种独立的保险合同，因此在确定诉讼主体上与保证合同有所不同。保证保险合同发生诉讼时，通常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即贷款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涉及主体为投保人（债务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债权人），被保险人（债权人）如何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有的认为，应以债务人（借款人）为被告，以保险人为第三人；有的主张应以债务人和保险人为共同被告；也有人建议，不应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应由债权人依照两个合同分别向债务人或保险人主张权利。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所涉及的两个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均体现在一个合同中，两个法律关系又具有关联性，且合同中也分别约定了各自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依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两个法律关系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分开解决。诉讼主体可作如下选择：一是债权人（被保险人）基于保证保险合同起诉保险人，直接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赔付请求权以赔偿其因借款人未还款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债权人也可基于贷款合同直接起诉债务人，但此时案由即为借款合同纠纷而非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了；二是债权人可将保险人列为被告，将债务人（投保人）列为第三人，但不可将债务人列为被告，保险人为第三人，因为这样法律关系混淆，也与现行民诉法有关第三人的规定不符。如债权人起诉保险人但未将债务人(投保人)列为第三人，在有可能涉及借款合同效力无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因为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直接关系到债务人，债务人与案件的审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官在错案追究责任制度的影响下，如可追加可不追加的情形应当追加，以避免因漏列当事人被发挥重审，减少责任风险。三是针对一种特殊情形，如果投保人因意外死亡无法偿还贷款，但债权人基于与保险人的合作关系不起诉保险人而以贷款合同直接起诉投保人的继承人，投保人的继承人也可基于保证保险合同起诉保险人，将保险人列为第三人，如果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独立请求，法院可判决将保险金赔偿给第三人，然后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这样既能保障债务的偿还，又能减少诉累。笔者不赞同将将债务人和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因为这样混淆了保证保险与担保合同，且借款人因为债务下落不明的情形较为普遍，保证保险的目的就在于保险人保障因借款人未能偿还债务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如将借款人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则失去了意义。

　　（五）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保险人的抗辩权认识差异

　　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既属财产保险合同的一种，又与保证合同有相似之处，目前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中各保险人的抗辩权问题认识有较大差异，有的简单等同于担保人的抗辩，有的认为其兼具保险人和担保人的抗辩权。在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主要有如下抗辩权：

　　1、基于贷款合同瑕疵提出的抗辩。当贷款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时，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可以行使抗辩权。

　　2、针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提出抗辩。由于保证保险合同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因此，被保险人在主张保险责任时，保险人可依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和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提出抗辩。贷款保证保险合同一般可以约定如投保人自杀、战争、暴动、核子辐射等事由下保险人享有抗辩权。

　　3、以贷款合同设定抵押、或者连带责任保证为由的抗辩。笔者认为，贷款保证保险是独立合同，不是从合同，保险责任与贷款合同责任相互独立，只要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就可以向保险人主张权利，保险人以担保法第二十八条提出抗辩的，不应支持。另外，对于保证人来说，其在给付保险金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下文论述），故不能以设定抵押质押或连带责任保证为由提出抗辩。当然，如果保证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应首先处置抵押物，不足部分再由保险人按约定赔偿的情形，可以除外。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0〕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各地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有效促进了耕地保护；同时，一些地方在农村土地整治过程中，进行了将通过整治节约的少部分农村建设用地以指标调剂的方式按规划调整到城镇使用的政策探索，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以下简称增减挂钩试点），对统筹城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扩大试点范围、突破周转指标、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等一些亟需规范的问题，侵害了农民权益，影响了土地管理秩序，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纠正。为严格规范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为导向。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要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要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二）以增加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要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改善环境的原则，以农田整治为重点，立足提高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比重，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设，与散乱、废弃、闲置、低效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相结合，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
（三）以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把维护农民权益放在首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依法推动。要依法维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整治腾出的农村建设用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在优先满足农村各种发展建设用地后，经批准将节约的指标少量调剂给城镇使用的，其土地增值收益必须及时全部返还农村，切实做到农民自愿、农民参与、农民满意。
二、严格规范增减挂钩试点
（四）坚决扭转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倾向。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农民新居、城镇发展等土地整治活动，合理设置建新、拆旧项目区，确保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有减少、布局更合理，耕地面积有增加、质量有提高，实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要坚决扭转在增减挂钩试点中重建新、轻拆旧、重城镇、轻农村单一解决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的倾向，坚决纠正少数地方突破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控制、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等偏差，坚决制止实施过程中脱离发展实际、侵害群众利益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五）坚决制止以各种名义擅自开展土地置换等行为。在推进农村新居建设和危房改造及小康示范村建设等工作中，凡涉及城乡建设用地调整使用的，必须纳入增减挂钩试点。必须坚持局部试点、封闭运行、规范管理、结果可控，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开展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严禁在试点之外，以各种名义开展城乡建设用地调整使用。严禁擅自开展建设用地置换、复垦土地周转等“搭车”行为，防止违规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六）严禁突破挂钩周转指标。各地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生产、城乡建设、农田水利建设、林业保护利用和生态建设等有关要求，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合理安排增减挂钩试点的规模、布局和时序。试点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所在省（区、市）要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挂钩周转指标，组织审批和实施试点项目，严禁突破挂钩周转指标设立挂钩项目区，严禁项目区跨县级行政区域设置，严禁循环使用周转指标。各试点地区要对挂钩周转指标的下达、使用和归还实行全程监管，严格考核，确保增减挂钩试点严格控制在周转指标内。
（七）严禁盲目大拆大建和强迫农民住高楼。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产业发展相适应，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人口转移相协调，遵循城镇发展规律，区分城镇规划区内、城乡结合部、空心村和闲置宅基地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涉及农村拆迁安置的新居建设，要为农民提供多种建房选择，保持农村特色和风貌，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传统建筑。要尊重农民意愿并考虑农民实际承受能力，防止不顾条件盲目推进、大拆大建。严禁在农村地区盲目建高楼、强迫农民住高楼。
（八）严禁侵害农民权益。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必须举行听证、论证，充分听取当地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涉及土地调整互换使用的，未征得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同意，不得强行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必须按照明晰产权、维护权益的原则，合理分配土地调整使用中的增值收益。要明确受益主体，规范收益用途，确保所获土地增值收益及时全部返还农村，用于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防止农村和农民利益受到侵害。
三、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
（九）大力推进以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建设为重点的农田整治。要按照因地制宜、改善条件、提高质量的要求，以提高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比重为目标，大力开展土地平整、田间道路建设、农田防护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要依照耕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和标准，严格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质量评定和验收，有针对性地采取培肥地力等措施，稳步提升新增耕地产能，经整治的耕地要划定为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要切实防止投入散、项目小、新增耕地质量偏低，以及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
（十）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设。要按照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整体推进的原则，以耕地面积增加、建设用地总量减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为目标，规范推进以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为内容的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设。未批准开展增减挂钩试点的地区，不得将农村土地整治节约的建设用地指标调剂给城镇使用。整治腾出的农村建设用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规划继续作为建设用地的可作为农民旧房改造、新居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用地。严禁以整治为名，擅自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禁在农村土地整治中，违法调整、收回和强迫流转农民承包地。
（十一）积极组织实施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要按照科学论证、集中投入、分步实施的要求，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积极组织实施《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确定的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促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和战略后备产区建设，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基础性保障。要切实加强配套工程建设，落实配套资金，强化工程监管，防止和纠正配套工程不到位、配套资金不落实等问题。
四、保障措施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以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地方政府主导、国土资源部门搭建平台、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国土资源部要会同相关部门根据职能分工，落实责任，通力合作，准确把握工作要求，加强全程指导和有效监管，严格规范增减挂钩试点并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
（十三）强化资金整合和使用管理。各地要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收入、耕地开垦费和土地复垦费等资金为主体，引导和聚合相关涉农资金，保持渠道和用途不变，实行专账管理，统筹集中使用，切实提高各项资金综合使用效益。严格执行土地出让收益要优先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定，严格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主要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耕地开发和土地整理的规定，中央分成部分要重点支持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工程建设。要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参与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行为。
（十四）做好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管理。各地区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要按照确权在先的要求，对土地利用现状和权属状况进行调查、核实，做到地类和面积准确，界址和权属清楚。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涉及的土地，原则上应维持原有土地权属不变；对土地互换的，要引导相关权利人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平等协商解决，有争议的要依法做好调处工作。对权属有争议又调处不成的，不得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实施后，要依法及时办理土地确权、变更登记手续，发放土地权利证书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十五）严格监督管理。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结合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加强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实行全程监管；要完善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在线备案制度，对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实行网络直报备案，及时向社会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要做好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立项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检查指导、评估考核以及项目实施后的验收等工作；要充分发挥国家土地督察和土地执法监察的作用，完善问题发现和查处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
（十六）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近期要对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自查、清理。国土资源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全面检查，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一律叫停，进行整顿、规范和限期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查处。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增减挂钩试点、超出试点范围开展增减挂钩和建设用地置换或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并相应扣减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立足于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总结经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规范、健康、有序开展。

国务院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