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王某于某日上午潜入他人家中进行盗窃，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被返回家中的男主人当场抓住。针对此案，司法实务界对王某入户盗窃构成盗窃罪并无异议。《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在原来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条文之后,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三种行为方式，对于这三种行为方式，并无数额和次数的要求。但是对王某盗窃罪属于既遂还是未遂却存在争议。目前出现了三种不同观点。

　　二、对于三种观点的比较分析

　　观点一：是否构成盗窃罪既遂取决于王某入户盗窃时家中是否有人。⑴如果户内无人，则其社会危害性与一般盗窃相仿，主要表现为对公民财产权的危害，而对公民人身权的危害程度明显减弱，仅表现为对隐私权和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侵害且程度较轻，而对生命健康权这一最重要的人身权的潜在危害基本忽略不计，因此应当视同一般盗窃处理。户内无人且数额较小时，不应当构成盗窃罪；户内无人且数额较大时，按照普通盗窃罪处理。⑵如果户内有人，则构成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双重侵害，不论实际窃取的财物数额大小，均构成盗窃罪（既遂）。倘未窃得财物，则仍构成盗窃罪（未遂）。

　　观点二：王某构成盗窃罪既遂。这种观点认为，入户盗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而且侵犯了居住安宁权。只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入户盗窃的行为，侵犯了两种权利中的任何一种，即可构成盗窃罪的既遂，入户盗窃类似于举动犯。

　　观点三：王某构成盗窃罪未遂。这也是笔者所持的观点。作为盗窃罪，它本质上应该属于财产型犯罪，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权，盗窃罪保护的是公民的财产权。《刑法修正案(八)》中将入户盗窃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入户盗窃的情节更加恶劣，主观恶性更大，而且非常容易转化为抢劫罪、强奸罪等暴力性犯罪，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权。入户盗窃单独列出，是为了突出对这种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打击这种侵犯财产的行为附带保障人身，起到一种很好的威慑作用。保护私有财产，依旧是盗窃罪的终极目标。所以，从本质上讲，入户盗窃保护的客体与家中是否有人，是否侵犯了居住安宁权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入户盗窃的既遂未遂问题，应当看公民的财产权是否被侵犯，与其居住安宁权也没有必然联系。

　　笔者认为，入户盗窃未窃得财物应属盗窃罪未遂。

　　我们来看盗窃罪既遂的认定标准。通说认为是“失控说”，即主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盗窃着手以后，会出现既遂、未遂和中止三种情形。着手之后，主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构成既遂，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盗窃失败的，构成未遂，由于自身原因放弃犯罪、积极悔过有效避免犯罪结果发生的，构成中止。在本案中，王某在寻找财物的过程中被抓，很明显属于已经着手，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抓，财物并未失去主人的控制，因此构成盗窃未遂。

　　笔者认为这种争议的原因来源于对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和盗窃罪犯罪形态两个理论问题的混淆。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要件的有机统一形成犯罪构成。犯罪构成要件是确定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的唯一标准。而犯罪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因主客观原因而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形态。犯罪形态包括预备、未遂、既遂、中止。犯罪形态主要是对量刑产生影响，因为不同的犯罪形态可以产生不同的社会危害性。

　　三、入户盗窃的着手问题

　　入户盗窃的着手，对于整个犯罪过程来讲非常重要，只有犯罪着手了，才会牵涉到犯罪未遂、既遂和中止问题，对于犯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何认定盗窃的着手呢?张明楷教授坚持法益说和结果无价值论,根据他的观点“只有当盗窃行为具有使他人丧失财产的紧迫危险时,才是盗窃罪的着手。”至于何时产生该危险,则需要根据盗窃类型具体判断,而不能确定一个绝对的统一标准。笔者也持这种观点，盗窃罪属于财产犯罪，“只有当盗窃行为具有使他人丧失财产的紧迫危险时,才是盗窃罪的着手”，所以，仅仅是侵犯居住安宁权，并未使财物置于丧失主人控制的紧迫情形时，并不构成入户盗窃的着手，也就无所谓既遂未遂问题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字是谁写的”的问题应当由谁判定

于朝

关键词：证据 司法鉴定 文检 笔迹鉴定

案例：《检察日报》2002年4月17日第8版，以《打工妹被“鉴定”为小偷》为题，报道了湖北打工妹李钱英的一段不平常经历：1999年7月，李钱英同寝室工友的存折被人三次盗取现金，公安机关对三张取款凭条的字迹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送检三张取款凭条上的字迹是李钱英所写”。公安机关依据该结论决定将其劳动教养一年半。李钱英提起行政诉讼，并提供了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律师也就公安机关提取检材的程序提出置疑，法院组织笔迹鉴定专家进行了重新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三张取款凭条与原告填写的一张万事顺卡取款凭条为一人所写”。法院作出维持复议决定的判决。后李钱英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组织公、检、法共同组成5人专家小组再次进行重新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三张取款凭条上的的字迹不是李钱英所书写”，据此，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再审，撤销了公安机关的决定和一审判决。
这一案例涉及到书写痕迹的同一认定问题，此类鉴定争议案件媒体曾作过不少报道。一些专家也从改革我国鉴定体制角度，对如何防止和处理这类争议作过一些探讨。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完全是鉴定水平和鉴定机制问题，而是“字是谁写的”问题能否作为专门性问题交由笔迹鉴定专家解决。这个问题既涉及到笔迹鉴定原理，也涉及到诉讼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因错误结论误导错案而给诉讼机关案件、当事人带来的麻烦。

一、书写习惯同一认定的原理

任何司法鉴定结论都是科学推断的结果，因而任何司法鉴定都有其特定的科学依据。书写习惯同一认定，是以书写习惯特征为基础一种技术鉴定原理。书写习惯同一认定原理中有以下两个基本假定：
一是书写习惯具有特定性。人通过长期的书写活动会形成一定的书写习惯，这种书写习惯在字迹中所能够现出的一些较为固定的特征，被称谓书写习惯特征。如：起笔特征、运笔特征、止笔特征、整体字形特征等等。由于不同的书写习惯所形成的字迹具有不同的特征，因而笔迹鉴定专家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来确认特定的书写习惯。笔迹鉴定专家能够进行书写痕迹鉴定的客观基础就在于书写习惯的特定性。
二是书写习惯具有相对稳定性。人的书写习惯一旦形成后便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这是由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习惯性动作而所致。书写习惯的相对稳定性是笔迹鉴定专家能够进行书写痕迹鉴定的客观条件。
书写痕迹的同一认定就是根据上述书写习惯特征及假定，分别检验出检材（送交鉴定的字迹材料）和样本（被怀疑人书写字迹的材料）中的笔迹特征，通过特征的比对，在两者反映的书写痕迹特征相同的情况下，认定为符合同一的书写习惯，在两者反映的书写痕迹特征不同的情况下，确认不符合同一书写习惯。这就是书写习惯同一认定的原理及操作过程。
书写习惯同一认定的原理的科学性，还在于利用这一原理进行鉴定时，笔迹鉴定专家不需要借助于检材以外的证据，即可作出鉴定结论。因为笔迹鉴定专家确认书写特征，可以直接根据对检材的检验结果获取，必要时也可以借助于文检设备对检材中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这使得笔迹鉴定专家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完全是科学推断的结果，符合证据学中对鉴定结论的特殊要求。众所周知，鉴定结论不同与证人证言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鉴定人五官直接感受的结果，不是对案情的复述，而是对特定的专门性问题提出的具有科学性的结论性意见。

二、“字是谁写的”判定原理

在诉讼中向笔迹鉴定专家提出“字是谁写的”问题，就是要求笔迹鉴定专家确认某人书写了或没有书写某一字迹或是否系一人所写的问题，即证明案件所涉及的书写事实。
从证据学角度讲，认定书写事实需要有认定书写习惯同一的笔迹鉴定结论、证明书写人具有书写时间的证据（证言、口供、书证）、证明书写人具有书写工具的证据（物证、证言）、证明书写人具有写能力的证据（证言、书证）等。也就是说，证明“字是谁写的”这一事实所需要的证据不仅仅是笔迹鉴定所需要的检材和样本，还包括其他证据材料。其中，较为直观的证据，只能是在书写现场的人（包括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或视听资料证据。因为书写事实是一个过程，没有亲眼看到的人是不能作证的。因此，如果由笔迹鉴定专家回答这一问题的话，那他只能是根据书写习惯相同这一鉴定结论，对书写事实的一种推测，而根据司法鉴定的一般原理，推测的结果是不能出具鉴定结论的。因此，从证据学角度讲，笔迹鉴定专家不能回答“字是谁写的”问题。
再从笔迹鉴定原理看，确定“字是谁书写的”，显然仅有前述的书写痕迹同一认定原理还不够，还需要增加假定：即不同人的书写习惯肯定不同，即不同人不会写出相同的字。根据这一假定，只要字迹所表现出的书写痕迹相同，便肯定是同一人所为，笔迹鉴定专家也就可以判定“字是谁写的”。这个假定是否能成立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书写习惯的形成并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是人们对他人的书写痕迹进行模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带有个性的习惯，因此，人们如果初期模仿的笔迹相同，且有比较接近的书写环境和条件，其书写习惯也会十分接近，例如：如果多人都在长时间临摹练巍体且又不是作为书法家对巍体进行个性改进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巍体）书写习惯就会十分接近；其次，长期刻意的模仿他人的笔迹，久而久之会形成相同的书写习惯。举出上述两种情形，笔者认为已经足以否定“不同人不会写出相同字”的假定。而这一假定不能成立，从司法鉴定原理上讲，也就意味着笔迹鉴定专家不能回答“字是谁书写的”这一事实问题。
也许有人不同意上述对鉴定原理分析，认为前述书写习惯同一认定原理中的两个假定在实践中也有不成立的例子。既然“字是谁写的”假定可以举例否定，那么，书写习惯同一认定中的两个假定也可以举例推翻。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确，任何司法鉴定的假定在实践中都有不具备的情形。比如，所谓“字不成型”时（较稳定的书写习惯尚未形成时），其字迹特征也就缺乏特定性；人们在长期的书写中也会改变一些书写习惯。但是，在鉴定实践中，对“字不成型”的情形笔迹鉴定专家可以从样本检材的字迹中分析得出，从而以不具备鉴定（假定）条件为由拒绝鉴定；为了避免因书写习惯的改变而可能造成的鉴定失误，笔迹鉴定专家也会要求送检人提供相同时期的比对样本，没有同时样本的，笔迹鉴定专家也会拒绝鉴定。这说明虽然实际工作中会出现违反假定的情形，但这种情形是可以被笔迹鉴定专家所认识，并对不具备假定条件的情形不予鉴定，所以，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影响书写习惯假定的设定和笔迹鉴定的科学性。但是，“字谁写的”问题鉴定原理中所追加的“不同人不会写出相同字”的假定就不同了，笔迹鉴定专家在实际工作中是无法利用检验技术来普遍排除书写人无长期临摹的情形，因而这一假定不具有普遍性的前提，所以不能成立。

三、“字是谁写的”问题的判定归属

根据前述笔迹鉴定技术及证据学原理，笔迹鉴定专家可以解决案件所涉及的“笔迹是否符合同一人的书写习惯”问题，但不能回答“字是谁写的”或“是否是同一人所写”的问题。司法实际工作中，诉讼机关大都不是将“笔迹是否符合同一人的书写习惯”这一专门性问题交由笔迹鉴定专家来解决，而是要求笔迹鉴定专家解决“字是谁写的”或“是否是同一人书写的”问题。实践中，从笔迹鉴定权威，到一般笔迹鉴定专家对“字是谁写的”或“是否是同一人书写”的鉴定要求来着一概不拒，统统给予解决。为什么？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则，从科研情况看，笔迹鉴定问题实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可见，笔迹专业的学者们对基本理论的研究投入不多，因而对实践中常见的一些作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缺乏研究，很容易承认实践中的一些尚未进行理论推敲的做法。
二则，受传统诉讼观念和做法的影响，把“字是谁写的”这一本应由案件承办人（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下同）研究的法律事实问题作为专门性问题看待，似乎不解决“字是谁写的”问题，案件承办人员就无法断案。
从证明书写事实的证据来源看，笔迹鉴定专家可以提供认定书写习惯同一（或不同一）的笔迹鉴定结论，其他证明书写事实的证据(非结论性证据)则应当由证人、书证资料和视听资料的保管人提供，只有当笔迹鉴定结论及非结论性证据均被提供后，才能证实“字是谁书写的”这一书写事实；从证据获取途径看，笔迹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一样都是必须由案件承办人员获取，且均由案件承办人员对各类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后，才可以根据这些证据确认书写事实。因此，书写事实的认定需要一系列诉讼权力的行使才能得出结论，而笔迹鉴定专家作为诉讼参与人依法只能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只有案件承办人员才能依法行使诉讼权力。所以，无论是从证据的形成还是法定诉讼程序看，“字谁写的”问题都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确认，笔迹鉴定专家无权确认。换句话说，从诉讼权力角度讲，书写事实的判定是行使诉讼权力的范畴，笔迹鉴定专家作为诉讼参与人是不能行使这一权力的。
司法实践中，由于笔迹鉴定专家的越俎代庖，案件承办人员在涉及到“字是谁写的”问题时常常出现一些诉讼错误。例如：侦查人员会因笔迹鉴定专家已经解决了“字是谁写的”问题而不再注意收集被怀疑人有无书写时间、书写工具和书写能力方面的证据；而法官也会不刻意要求检察官或当事人提供这类证据，甚至即使当事人提供了这类证据也不予理睬（如开篇提到的案例）。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形还是普遍存在的。过分依赖此类鉴定结论来判断案件，是部分涉及书写事实案件产生错案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笔迹鉴定专家在诉讼中回答“字是谁写的”问题，既缺乏科学依据也不符合诉讼法律关系，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予以纠正。笔迹鉴定专家可以回答“笔迹是否符合同一人的书写习惯”问题，至于“字是谁写的”问题当由案件承办人根据笔迹鉴定结论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2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