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做好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的意见
（一九九○年十月九日）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和支持共青团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的工作。早在40年前，党中央在《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中就指出："青年团应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经常地注意和努力为青年的特殊利益与切身需要服务"。党的十三大报告再次指出，群众团体要"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群众联系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其它群众团体在加强党同群众联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为共青团进一步密切与广大青少年的联系，充分发挥党联系青少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保证。

　　团十二大以来，在党政领导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下，各级团组织努力实践，积极探索，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发展势头很好。据不完全统计，已有8个团省、市委，73个地、市团委成立了权益部或维权中心；13个团省、市委设立了"热线"电话，建立了书记、常委接待日制度；17个省、市、自治区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并建立了相应的保护机构；10个省、市的青少年保护法规正在制订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已报送国务院审议，力争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在解决青少年学习与成才。恋爱与婚姻，文化与娱乐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的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现象时，各级团组织积极参与，努力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受到广大青少年的欢迎。以整顿文化市场，扫除六害，反腐败、促廉政，进行物价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监督工作进展顺利，青年监督岗（哨）及监督员队伍不断发展，行业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多种形式的监督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的实践，全面体现和完善了共青团的社会职能，扩大了共青团的影响，增强了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消化和缓解了部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赢得了各级党和政府的好评，充分显示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为了深入贯彻中央（89）12号文件和党的六中全会决定精神，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调动广大青少年的积极性，促进大局的稳定，对进一步加强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正确地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的重要性。

　　应进一步明确：

　　——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又是青少年利益的社会代表。因此 ，正确地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是各级团组织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党和政府一贯要求和支持共青团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希望共青团及时、准确、具体地反映青少年利益，经常反映青少年的意见要求，密切党和政府与青少年群众的联系。

　　——广大青少年的要求共青团履行"代表、维护"这一社会职能。由于多种原因，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组织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具体利益。

　　——共青团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做好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的工作。团的三项社会职能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这一社会职能，对共青团履行另外两项职能有着推动和制约作用。团组织的基础在青年，共青团只有同广大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根植于青年之中，正确地、忠实地代表青年利益，坚持为青年服务，才能广泛地团结青年，团的工作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使党的要求变为青年的自觉行动，使共青团更富有活力。

　　当前，保持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包括青年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国家在前进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治理整顿必将涉及到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调整，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必然会侵害青少年的权益。共青团要通过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密切与青少年的联系，发挥党联系青少年的纽带作用，在反映青少年呼声，尽力解决青少年切身利益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对青少年的要求，合理的要积极争取，能做到的要尽力解决；一时难以办到的，要说明情况，讲清道理；不够正确的，也要坚持说服教育。要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改革、了解国情、树立主人翁责任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等利益关系，自觉地维护安定团结。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稳定大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积极推进青少年专门立法，用政策法律手段做好维权工作。

　　努力掌握政策法律武器，是搞好维权工作的基础。国家在一系列法律、法规中，有不少关于维护青少年具体利益、处理青少年违法犯罪，改造、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条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制定了一些有关教育和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政策、法律、法规，17个省、市、区已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或《青少年保护条例》。各级团组织要坚持依法维权，与各种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当前要特别注意从维护青少年的生活、学习、婚姻权利入手。现在，有此地方拐卖儿童、青年妇女的犯罪活动猖獗，教唆青少年犯罪严重；青少年被挟持、遗弃、歧视现象时有发生；辍学、童工现象仍在蔓延；吸毒、卖淫现象触目惊心；买卖婚姻、抢亲、换亲、娃娃亲，甚至童养媳等旧婚俗也死灰复燃。对这些严重的侵权现象，共青团必须勇敢地站出来，配合有关部门坚决予以打击和制止。同时继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提高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

　　青少年专门立法工作是维权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团组织必须主动争取党政、人大等方面的支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青少年专门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工作。已经颁布实施青少年保护条例的地方，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做好条例的普及和宣传工作，主动参与协调、监督、检查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同时主动做好条例完善、修订的准备工作；正在起草、审议青少年保护条例的地方，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参与，努力推进立法工作的进程。

　　三、广泛地参与社会监督，代表和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参与社会监督，是共青团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违法乱纪行为，无一不直接侵害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共青团参与社会监督既有利于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增强广大团员青年的社会责任感，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安定团结，维护全国人民的总体利益。各级团组织要遵照党中央书记处批转的《关于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监督的请示报告》精神，本着有利于"治理、整顿"，有利于完善团的社会职能，有利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有利于扩大团组织的社会影响，各级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广泛参与社会监督。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发挥共青团的组织优势，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建立必要的监督组织。应力争在物价、工商、财务、税收、文化、新闻、影视等行业建立青年监督岗哨，形成纵横交错的社会监督网络。2.在党组织和政府有关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一支素质好，作风正，敢碰硬的监督员队伍，形成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3.注意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适时扩展社会监督内容。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扫"黄"除"害"、社会治安、物价管理、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监督工作。4.制订和完善社会监督工作细则，，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和内部机制，使共青团参与社会监督工作朝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四、努力办实事，为青少年提供直接服务

　　当前，治理整顿成效明显，改革正在不断深化。我们必须在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前提下，积极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妥善处理整顿、调整中涉及到的青少年利益问题。同时，要引导青少年顾全大局，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要特别注意做好停工、减产企业青年职工、城市待业青年、返乡青年农民工作的思想工作，要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还要重视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挽救工作。这些不但是维护青少年权益的要求，更是稳定大局的需要。

根据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为他们提供直接服务，是共青团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的现实内容和经常性工作。各级团组织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实事做起，认真倾听青年呼声，切实帮助青少年解决具体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成立法律咨询机构或律师事务所（室），为青少年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要充分重视发挥人大、政协、职代会、企管会中青年代表或委员的作用，积极反映广大青少年的呼声和要求，对需要提交政府部门和有关方面解决的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建议，督促解决。

　　五、切实加强领导，搞好维权机构和队伍的建设。

　　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不但是团内维权部门的具体任务，也是全团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各级团组织要加强领导，把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保证一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省、地两级团委要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设立维权机构，基层团委、团支部可增设维权委员。要选拔政治坚定、作风正派、乐于为青少年服务且有一定法律常识的优秀团干部到各级维权机构中，建立起一支坚强的维权干部队伍。同时各级团组织要在党组织的指导下，通过法定程序和渠道，努力增加和人大、政协以及企业、乡村、学校等的立法、审议机构中的青年代表比例；有条件的应争取在人大、政协和国家机关成立有关青少年工作的专门机构。

　　六、不断加强维权理论研究。

　　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是团的一项开拓性工作，政策性很强。维权工作越发展越需要理论指导。但是目前维权工作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各级团组织要在积极推进维权工作的同时，注意维权理论的研究。要注意总结前段维权工作的经验，探索工作规律，使之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为了加强对维权理论的研究，团中央拟于1991年召开一次维权理论研讨会，望各地早做准备，力求推出一批有价值的论文。

　　代表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共青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争取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因此，各级团组织在维权工作中，要积极主动地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寻求有关部门的配合，特别是公安、司法、教育、文化、出版、舆论部门的配合。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综合治理，不断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把代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民事证据/证据认定规则/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内容提要: 在证据的认定方面，职权主义模式侧重由法官根据证据方法自由裁量，当事人主义模式则用证据认定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面临着在立法体例、证据认定模式和辩论原则改造之间作出选择。在目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有必要对现行的证据认定规则从可采性和排除性两个角度予以整合。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依赖于当事人，以辩论主义所包含的具体而明确的证据规则约束法官认定证据的行为。[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赋予法官在证据方法的框架下享有较大的证据认定之裁量权。两大诉讼模式中所称的证据规则，主要是指证据认定规则和证明责任规则。证据认定规则的模式选择同一国诉讼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并受各国文化背景、司法渊源、法律传统等因素影响。就证据认定模式这一局部的诉讼模式范畴而言，无不经历各国多年审判经验的积累和充实。

　 一、我国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之现状和改革目标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民事证据制度的配合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证据制度而展开的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没有系统地确定证据认定规则，但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和199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内容判断，证据认定规则不但是审判实践中认定事实所必需的，也是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中实际存在的。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之下，有无必要制定系统的认证规则？我国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是需要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还是需要更多地接受规则的制约？自由心证模式和法定证据模式哪一种更适合我国的诉讼实践和长远发展？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如何改造才能够适应证据认定的实际需要？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时需要作出正面回答的问题。

　 与举证和质证相比，法官的认证程序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所遭遇的困难更多一些。这是因为：首先，与法官的认证相配套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的缺损造成了认证上的困难，如没有认证的程序规则和法官的素质保障、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在认证上的职权分工不明等；其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民事经济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更为复杂，各种形形色色的证据互相交错，这也给法官的认证带来相当的难度；再次，由于法官必须在形式上对证据在短时间内迅速地作出可否采信的判断并说明理由，故无形中缩短了法官认知证据的时间，对法官的判断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指出，认证程序是指庭审和评议过程中对证据效力的判断活动，当然，庭审过程主要是从否定的方面在证据形式上对某些证据材料进行排除（如对违法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从这一角度观察不应当否定当庭质证的提法，这并不会因法官当庭对证据表示“采信”或“不采信”而必然地导致证据之间的矛盾或不符合合议庭评议后所作的结论，因为在评议阶段才对证据进行实体认定。

　 由于在传统上我国曾继受原苏联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此种诉讼模式中法院职权过重，从法院的依职权调查收集到认定证据，都极有可能造成法官的恣意擅断。所以在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之程序空泛的背后是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而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则使庭审程序更加形式化。加之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下，非职业化倾向比较严重，故显然尚不具备自由心证的基本素质。当前，不少法官对于审判方式改革抱有抵触情绪，[2]对民事案件作行政化处理的习惯性作法并没有因为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依旧存在，故法官在认定证据时随意性仍然很大，没有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的规则限制。在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方面，忽视民事诉讼活动的特有规律，其表现之一即以追求实体真实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甚至一些人认为证据认定规则是发现案件事实的障碍。

　 伴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权由自由裁量型向规范裁量型的转变，法官的职权被要求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中运行。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但在民事（经济）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些比较具体可行的证据规则。然而在这些比较零散的证据认定规则中并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准则，所以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仍然显得不够明晰，如设定这些规则的本意，究竟旨在以此约束法官，还是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诉讼的公正？是以实体公正还是以程序公正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显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求完善。依笔者拙见，在确定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的价值目标问题上，应当一并考虑以下三点：

　 1．实现程序公正。确立完整科学的证据规则是规范、制约审判权的需要。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作为中立、超然的审判者，在审查判断证据上，对于互相矛盾的证据的不同效力问题、证据应否被排除等问题，要逐一地作出判断。判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接受证据认定规则的调整。自由心证制度规定对于一切证据的证明力及其运用，法律预先不作要求，完全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经验作出判断。此一制度意在保障法官的思想自由，故是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必要保障。但在我国法官的法律素养和品格公正两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抛弃职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3]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要限制法官过分的自由裁判，以根治司法腐败，那么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采纳法定证据主义模式的意义显然要大于自由心证的意义。

　 2．体现诉讼效率。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但是案件真伪不明的状态又常常困扰着法官。此时证据规则的存在就会便于法官在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又无法认定的情况下，直接根据证据规则确定举证之负担，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并避免随意裁量的擅断倾向。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要求发挥庭审的功能一直被置于突出强调的地位，强调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那么由于认证规则的科学调整，法官便会及时地对某一证据是否可采及证据的证明力如何等作出决断，当庭给当事人以令人信服的“说法”，这样就会使当事人获得心悦诚服的裁判结果，避免其在某一证据甚至整个案件上纠缠不休。

　 3．强调诉讼效益。当事人因为受到证据规则的约束，从而使其对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心悦诚服的可能性明显加大。故证据规则有制约当事人滥用诉权的作用，使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形式方面、程序方面尽量符合规范，并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正面的导向。

　 二、我国民事证据认定规则立法模式之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直接规定证据方法，仅对证据的可采性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且多是从积极方面就证据力或证据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而较少从消极方面作此类规定。[4]我国的证据制度既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设置有较为严密而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中又有许多除外规定（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从证据方法角度较为详细而严格地作出程序性规定，从而作为其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体制来看，一般存在两个层次，首先在实体法中尽量对每一种特定法律关系的证明问题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在每一种实体法制度之后规定有关的证据法；[5]其次由民事程序法对证据的提出规则和认定规则加以规定。对于后者，各国也有不同的作法，其一是以英美等国家为典型代表的体例，即把证据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一并通行适用）。其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即在其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规定证据法的原则，而后规定证据的适用。

　 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认定规则大多源自习惯法则和判例规范，其优势是细致、完整，其弊端则是在其证据法中存在很多例外规则，如传闻、品格证据、作证特权等，其体系庞杂、内容混乱。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在功能上更加强调法官对陪审团的制约。[6]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认定规则则缺乏应有的完整体系和精确内容，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往往仅从证据方法上予以设定，对于证据的范围和证据的证明力，立法上一般不予限制和约束而全然仰赖法官依自由心证作出判断。重视证据规则必然导致重视程序法规则，而大陆法系在传统上就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因此，证据法则必然不如英美法国家那样完善和成熟。[7]在证据认定规则的立法体例上，我国更趋同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即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立法体例的近似性，就得出我国也应当在证据的判断、认定上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或干脆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的结论。形式相同不一定导致结果的相同。我国是否具备法官自由心证的司法条件和社会环境，待下面讨论。笔者认为，从审判方式改革倡导的制约、弱化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证据认定规则为上选，或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颁行。

　 三、我国民事证据认定模式内容之选择

　 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应确立何种模式的证据认定规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选择。从庭审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抗制”庭审模式的推广来看，是否就一定能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完全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8]证据认定模式固然与诉讼模式存在特定的联系，但从“对抗制”庭审方式出发未见得一定会得出自由心证主义合理化的结论来。如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对抗色彩较大陆法系要浓重得多，但是英美证据法中的自由心证主义成份却远少于大陆法系，法定证据规则却比大陆法系多得多。所以，对我国究竟应采纳哪一种证据认定模式，必须作具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两大法系在证据的认定上都是采纳自由心证，只不过不同国家采不同的具体作法，有些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主义，将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完全赋予法官自由判断；有的国家则融入了法定证据主义的因素，以证据方法作为约束法官的手段，因此，认定某种事实必须齐备某种证据，或者有一种证据就必须认定某一事实。当然，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使证据认定模式凸现出了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主义在同一个诉讼体制中“共存共荣”的现象，除了英美法系国家外，法国的证据制度就经常被国外学者作为这种结合的典型。[9]

　 确定具体的证据认定模式，是单纯的自由心证主义或法定证据主义，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除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外，其决定因素非常复杂。

　 （一）诉讼模式因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民事诉讼以当事人双方积极的诉讼活动为核心来展开，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仅是消极地加以跟随，评判双方在举证和辩论过程中是否违反有关规则，并据以作出裁判。[10]所以在证据认定模式上多采法定证据主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强调法官的主动性，更注重发挥法官的职能作用，所以多采自由心证主义。相比较而言，如果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是依靠非人格化的诉讼程序来支持和保障的话，那么，法官的良好素质和人格魅力则是职权主义程序模式具有正当性和实现实体公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11]

　 （二）法官素质因素。如果整个社会对法官的信任程度很低，自然会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则来对他们进行制约，尽量将法官的自由裁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法定证据主义最初是在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或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出现的，其重点正是对审判权的制约。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采自由心证的重点在于对法官人格的信赖，这可以在证据认定模式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印证。如德国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放弃法定证据主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三）社会对审判的信任因素。在裁判的公正性难以被社会公众普遍相信的情况下，采纳证据法定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更多地给予法官以认定事实方面的规则制约，可以减少或杜绝审判的恣意，可以化解或消弭社会公众对审判的不满，恢复公众对审判的信任。如大陆法系各国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普遍对民事审判不信任，因而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来约束法官在审判时的裁量范围，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法定证据规则。直至19世纪下半期公正的审判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带动了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社会及公众对审判日趋信任，这样才逐步放弃完全的法定证据规则，转而采纳自由心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