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民营企业投诉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大政发〔2006〕45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现将《大连市民营企业投诉处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大连市民营企业投诉处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政务环境,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委发〔2005〕9号）、《大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市政府第67号令发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营企业，是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联营企业、非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非外商和港澳台商绝对控股的合资、合作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 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各级政府（含管委会，下同）及其所属部门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委托的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相关组织的行政执法、行政管理、服务工作不满意的，可以依据本办法进行投诉。
　　第四条　大连市民营企业投诉中心（以下简称投诉中心）是市政府负责民营企业投诉处理的专门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全市民营企业投诉的受理、调查、督办、处理等工作；
　　（二）承办国家、省、市政府交办处理的民营企业投诉事项；
　　（三）调查、收集并分析民营企业投诉中涉及的政策性、普遍性问题以及典型的个性问题，提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四）负责区市县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民营企业投诉处理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五）负责对民营企业投诉中涉及跨地区、跨部门（含司法、中直单位）投诉的协调工作；
　　（六）定期或不定期向各有关部门通报受理投诉情况，并视情况向社会公布；
　　（七）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五条 区市县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应指定部门、指定人员负责投诉中心交办的民营企业投诉的处理工作，建立民营企业投诉处理工作网络。
　　投诉中心和各投诉承办单位，应依照本办法做好投诉处理工作。
　　第六条　投诉中心受理投诉的范围：
　　（一）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违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者执法不当，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其他损失的投诉；
　　（二）政府部门在民营企业申请各种行政许可过程中推诿、拖延以及吃、拿、卡、要的投诉；
　　（三）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违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投诉；
　　（四）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背企业意愿，采取行政手段，指定产品生产单位，让企业购买其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器材等的投诉；
　　（五）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妨碍行业竞争中公平竞争原则的投诉；
　　（六）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对企业要求其协调服务和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有关实际问题无理拖延、推诿、不愿办理的投诉；
　　（七）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对企业按照法律或有关政策应当享受优惠待遇不予落实或者无故拖延落实，以及提出不合理附加条件的投诉；
　　（八）因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不作为给企业造成损失的投诉；
　　（九）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其他损害民营企业权益的投诉。
　　第七条　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和已经批准设立或正在申请设立的民营企业代表，作为投诉人，可以向投诉中心投诉。
　　第八条 投诉人可以通过面谈、信函、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投诉。投诉人应如实反映情况，投诉内容应具体、明确。
　　第九条 投诉中心在接到投诉人的投诉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通知投诉人。对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条 投诉人将投诉内容向人民法院起诉或提请仲裁机构裁决的，投诉中心不再受理，已受理的投诉终止处理。
　　第十一条 投诉中心在收到投诉人有关投诉资料后，要做好登记，并视情况转有关部门或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市政府。
　　第十二条 投诉人和被投诉部门对投诉事项以及在投诉处理过程中涉及到的商业秘密或其他资料要求保密的，投诉中心应采取适当措施予以保密。
　　第十三条 投诉中心对已受理的事项，分下列情况处理：
　　（一）对已受理的投诉，投诉中心应当及时处理，一般在3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由投诉中心直接处理的，应在2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对特别重大、紧急的投诉，投诉中心应当立即处理，并及时报告市政府，同时抄报有关单位。
　　（二）对需要转交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投诉，投诉中心应自受理投诉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转交有关承办单位处理。承办单位应在投诉送达后20个工作日内办结。
　　（三）投诉涉及多个承办单位，需分别处理的，各承办单位应就职责范围的事项处理并答复投诉人；需会同处理的，由投诉中心协调确定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会办单位应在收到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会办意见，交主办单位处理。
　　（四）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投诉，在规定时限内确实无法办结而需延长处理时间或者暂时中止处理的，投诉中心、承办单位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时间或者暂时中止处理。延长处理期的投诉，办结时间最长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对暂时中止处理的投诉，一旦终止处理的条件消失，投诉中心和承办单位应即时恢复处理。对延长处理时间的投诉，投诉中心、承办单位应在延长期内适时以书面或其他适当方式向投诉人通报投诉处理进展情况。
　　第十四条 投诉人对有关投诉处理机关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向投诉中心反映。投诉中心接到反映后，应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对原投诉处理机关处理得当的，书面告知投诉人；对处理不当的，可协调原投诉处理机关重新处理或形成处理意见报市政府处理。
　　第十五条 投诉事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终结：
　　（一）经过投诉中心、有关行政机关或相关组织协调，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纠纷得到解决的；
　　（二）投诉事项经核实与事实不符的，投诉中心可以终止办理，并答复投诉人；
　　（三）投诉人自愿放弃投诉的；
　　（四）投诉人无故不参加协调活动或拒绝与投诉中心联系配合的；
　　（五）投诉事项有其他终结情形的。
　　第十六条 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属于投诉中心直接处理的，由投诉中心自处理完毕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答复投诉人；属移交区市县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或相关组织处理的，由承办单位自处理完毕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办结文书正本送交投诉人，投诉人在副本上签字后，承办单位将处理结果报投诉中心备案。
　　第十七条 投诉中心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及人员应予以配合；与投诉事项相关的证据材料，有关单位及人员应予以提供。由投诉中心转交有关单位调查的投诉，有关单位应及时调查清楚，并在规定的处理期限内向投诉中心反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
　　第十八条 投诉中心负责查询和督促投诉件的处理。有关承办部门对投诉中心交办的投诉事项必须及时处理，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处理的，由投诉中心提请市政府作出处理。
　　第十九条 被投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对投诉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或损害投诉人的合法权益，一经发现，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第二十条 投诉中心对在处理投诉事项中，推诿、敷衍、拖延、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被投诉部门工作人员，可以提请监察机关处理或者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第二十一条 投诉中心应根据本办法规定制定投诉处理工作制度和程序。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单位累犯；人身危险性；理论剖析；现实问题
内容提要: 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类型同样具有人身危险性，这是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根据和解决单位累犯实践问题的基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改变单位的整体性人格实体，只要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性消减，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正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与刑罚承担的独立性，是理解单位累犯刑度条件以及前罪刑罚是否执行完毕的关键。单位累犯之下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缓刑与假释适用，应当根据其人身危险性的现实情形另行审慎判断。


　单位主体被纳入刑事责任的体系之中，并不顺其自然地就默认了单位与自然人拥有相同的刑事归责原则与刑罚适用制度。单位的复杂结构是否定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性理由吗？基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可以剖析单位累犯吗？笔者基于单位累犯肯定说的立场，从人身危险性的基点出发，对单位累犯的理论根据与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抛砖性”设想。{1}

　 一、前置条件：单位累犯探讨的基点

　 单位累犯的探讨必须建基于三个前提性条件：肯定单位成立犯罪、单位主体的整体性、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只有厘清了这三个前提，单位累犯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建构的现实可能。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单位累犯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分歧仍然存在，究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正是共同话语平台的缺失导致了双方自说自话的现有处境。

　 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与自然人主体一样，是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的统一。{2}既然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经被纳入刑法规定之中，且自然人累犯毫无异议，根据刑事理念进行自然的逻辑推导，则单位累犯的成立在应然层面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如果我们仍然纠缠于单位能否成立犯罪的旧有层面，并以此来否定单位累犯的成立，这实质上是回到犯罪主体究竟能否包括单位的陈旧老路上，此种学术资源的浪费对单位累犯的研究并无任何益处。

　 应当肯定的是，单位因其机构与自然人的组合而有不同于自然人的结构特征，由多方混合而成的结构层次告诉我们，整体性是单位的外在显现也是其内在机能的源泉。正如学者所言，“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3}“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首要特征是其整体性，在法律关系中，它以这种整体性出现。”{4}从学者的上述言论中，肯定单位整体性的论点清晰可见。累犯本是前后犯罪历时性考察的结果，单位组合结构的层次性与累犯的动态性使得单位累犯的研究更显艰深。这一现状从侧面提醒并告诫我们，单位复杂的内在结构必须从整体层面予以仔细剖析，单位累犯的建构同样要以其整体性作为分析与评判的关键。

　 肯定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是要在明确主张单位人格特性的基础上，对单位累犯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与重构。单位主体是其内在人格实体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表达，在市场经济的外在环境中，正是因为肯定单位人格的客观实在性才赋予了其独立从事各项活动的权能。单位“这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作为法律所确认的人，也像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在社会生活中，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决定和处理它与周围自然人或法人的相互关系，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自己的名义在法院起诉和应诉，它甚至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出生和死亡。”{5}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且单位参与日益频繁的时下，在法律体系中认可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累犯制度是刑罚具体运用的重要内容，而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是刑罚预防单位再次犯罪的根据所在。正是因为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与整体性特征，我们才肯定了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客观性，也正是由于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并有对单位从重处罚之必要，才知道“犯人之刑罚反应力薄弱，前科之刑未能收刑罚预期之效果，故不得不设此规定”{6}“这样一来，我们便把以前没有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即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的概念，提到了首要的地位，用危险状态代替了被禁止的一定行为的专有概念。”{7}

　 笔者认为，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广度上的人身危险性与量度上的人身危险性，前者主要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主体具有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后者主要是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在犯罪后再犯可能性增大或减小的趋势。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我们必须同时考察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变动情形，以达到对单位累犯认定时的准确无误，防止以表面的重复性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累犯的实质根据。同时，关注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量的变动或增减幅度，从而更好地体现罪刑均衡原则，{8}使法官在评判累犯的成立与否或是否从重处罚时，注重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变动情况的考察，实现量刑个别化与实质公正，达致与罪刑均衡的内在精神相契合。

　 二、结构剖析：人身危险性视域下的单位累犯

　 既然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呈动态性与开放性的特征，那么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也具有比自然人主体更大的复杂性。原因在于，单位主体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特定性能的统一整体。{9}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第一，“单罚制”是否是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机构免除刑事责任？“单罚制”的现实存在是否是对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否定？以单罚制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前提时，单位累犯的理论性是否难以自足？第二，在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之间交往频繁，且单位之下自然人流动频繁的今天，如果单位内部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存在，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存在理由？即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与单位整体性的人身危险性如何进行对接？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在单位累犯中，其前后犯的刑罚可能存在这样几种结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由此，笔者认为，单罚制（对单位之下的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并非是对单位本身免除处罚，更不能据此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存在。理由有三：

　 其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是单位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单位是人格化的有机体，离开了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相关活动，这个有机体就无法存活，也难以向社会公众和其他组织表达自我。“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作为刑罚的载体，是以法人犯罪为前提的，对于他们的刑罚，是法人犯罪刑罚的一部分。”{10}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单罚制），尽管没有对单位判处罚金，并不意味着对单位自身没有处罚，其实质仍然是对单位整体性的谴责和对单位有机体的否定评价。

　 其二，单罚制并没有否定单位犯罪的客观事实，不是对单位机构免除而单纯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从单位犯罪的整体刑事责任不能得出单位自身承受的刑罚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结论。”{11}笔者认为，这是把单位自身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割裂开来的结果，是混淆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错误结论。如果误把单罚制当作自然人独立的刑事责任，那么对单位自身没有判处罚金刑的客观事实只能解释为免除了单位的刑事处罚。由此，在前后犯罪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的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结构形式中单位的整体性人身危险性就被“消解”了。而这种思维路径之根源，正是我们把单位的罚金刑与单位之下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分割开来并作为独立部分的不当理解方式所致。

　 其三，无论是单罚制还是双罚制，都只是承担刑事责任方式上的差异，不是单位有无人身危险性或其大小的区别所在。在立法上对单位犯罪不判处罚金而只处罚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犯罪的特定情形，{12}因而无罚金刑之必要。事实上，毫无疑问，单罚制是单位犯罪之下的单罚制，没有单位犯罪就没有单罚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外，单罚制也并不因为比双罚制缺少罚金刑部分而在人身危险性的量上减小，因为人身危险性量度上的大小主要是通过案中、案后情节征表出来的。{13}不考察单位客观行为的整体性人格特征，根本无法比较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简单地认为单罚制之下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较轻，显然就忽视了危害行为的价值所在，也否定了评判人身危险性的功能性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情况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其一，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同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二，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另外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其三，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四，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4}

　 通过上述的结构排列，揭示出来的问题就是，自然人受刑的变动性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无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怎样进行变动与流转，都只能在从属于同一单位犯罪时，才可以用来衡量该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外在表现。{15}行为人超出同一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虽然可以据此衡量自然人的人身危险性并成立自然人累犯，但是由于脱逸同一单位之外的自然人已经不是该单位的内在组成要素，无法视之为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征表，因而不能用来判定单位累犯的成否问题。由此可见，上述四种情形，只有第一种情形的人身危险性在同一单位之下是重合的，因此该情形无可争议地可以构成单位累犯。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一种情形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即如果单位前后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存在差异性，那么有无构成单位累犯的理论基础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单位累犯的基点和实质根据上来：在单位主体不变，而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变动了的情形下，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有无连贯性？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就清晰了。笔者认为，对此情形并不能完全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可能性。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其人格系统决定了单位内部部分要素的增加或减少是正常的事情，而如果这种量上的排列组合方式没有改变单位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它的空间。众所周知，单位都有自己既有的章程、纲领、相关生产作业的管理规定、长期或短期的指导方针、成文或不成文的操作规程、沉淀下的企业文化底蕴等等。这些对单位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都具有现实的作用力或影响力，甚或直接推动单位积极作出各种决策。质言之，正是这些实体部分的维系，支撑着单位人格特征的稳定性。因此，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是否定其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实质理由。

　 就此可以认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从根本改变上述单位整体的精神性要素或实质价值，在此认识之下的进一步推论就是，单位内部有机体部分要素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不了单位犯罪主观罪过的劣根性，撼动不了单位人格的整体趋势。因此，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变动之后，同一单位仍然继续犯罪，仍然能够动态地说明这一事实，即单位保持了原有的犯罪人格惯性而使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消减之迹象，据此成立单位累犯不成问题。

　 但是，又不能完全疏忽单位内部的要素变动对单位整体的影响，毕竟单位整体脱离不了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支撑。为此，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操作上考虑，如果单位前后犯罪的性质相同或相似，前犯的主观罪过就可以与后犯的主观罪过予以对接，从而就能够推定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存在性与量的趋重态势，据此认定单位累犯的成立理由就是充足的。{16}另外，鉴于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人格的独立特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如果其中符合自然人累犯的规范性条件的，应当以自然人累犯论处。{17}

　 三、困惑化解：单位累犯的现实问题与对策

　 （一）在刑度条件上有期徒刑与罚金刑的选择

　 刑法第65条和66条规定了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对此，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是包含了单位累犯的。{18}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原因在于，单就普通累犯而言，其前后罪必须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规定，而这并不能说明现行刑法已经承认了单位累犯。何况，旧刑法与新刑法之间在累犯的规定上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如果依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推论，旧刑法中自然也是包括了单位累犯的。然而，当单位主体还未进入旧刑法的犯罪主体之时，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精神中是根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有先知先觉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19}立法的“慢半拍”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单位累犯既是个立法问题，也是个司法问题。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中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20}当然，在立法中缺乏单位累犯的具体规定并不影响我们思维的步伐，通过单位犯罪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或直接地感受单位累犯的客观性。在此情形下，司法也并非唯唯诺诺、无能为力。“司法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判定什么样的司法裁判能为当下的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21}“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法治状况的实现会有很多困难。”{22}因此，从司法的角度反思立法的现行规定，并从司法的立场探究单位累犯的内部结构就显得意义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