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略谈

——从一起夫妻平等处理权案例浅谈单方处分夫妻财产问题


作者：刘莉

作者系：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代生活中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夫妻之间共有财产积累愈加丰厚。随着财产流转的频繁进行，在财产交易中出现很多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夫妻共有财产界定的矛盾突出、单方处分夫妻共有财产效力确定困难以及第三人善意取得财产、单方处分财产对夫妻另一方产生的法律后果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作者结合一个案例从法律角度浅谈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

一、案情介绍。
2007年8月20日，妻子以自己和丈夫两个人的名义与买主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将其与丈夫共同所有的房产（建筑面积为77.62平方米，产权证名为丈夫）以人民币97000元的价格出卖。在签订房屋契约时，丈夫因患脑梗死等疾病在外地住院治疗，妻子称丈夫在外地已经成植物人给其卖房治病，随即在契约的卖房处签上了丈夫和自己的名字，当时买主对此曾提出质疑，丈夫的嫂子及侄女一再表示没有问题，二人称欠他们的治病钱，卖房也是为了治病，并由丈夫的侄女在契约的中间人处签名，而后买主还随妻子到银行去将余款存入银行丈夫的户上。嗣后，买主与妻子一同至房地产交易部门申请办理过户手续，买主交纳了相关费用。丈夫得知后到房产交易部门声明不同意卖房，并于同年8月27日强行撬门到涉案房屋入住。
纠纷出现后买主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妻子签订的协议有效，并要求夫妻二人赔偿损失人民币9122元。买主在诉状中称“妻子编造理由，谎称其丈夫因病已成为植物人，丧失行为能力，私自将丈夫名下的房屋（诉争之房）出卖给原告……。被告妻子及其丈夫的行为使原告无法使用该房屋。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
买主起诉后，夫妻一方又诉讼到人民法院要求判决离婚，同时要求分割夫妻共有财产。
二、 此案的几种法律意见
第一种意见：该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该财产均有平等权处理权。买主与妻子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并支付了房价款，并已接收入住该房，买主是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妻子在卖房时有丈夫嫂子及侄女在场，买主有理由相信妻子的行为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丈夫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买房人。买卖契约有效。
第二种意见：该房虽系共同财产，夫妻有平等处理权，但该房系丈夫名下房产证，是妻子代为处分房产，这时作为买主在交易惯例中谨慎审查的义务要大于一般情况。买主在买房时已经得知丈夫在外地治病已经成为植物人，在此种情况下夫妻不可能达成共同意思表示。有中间人在场也不足以代替买卖双方当事人主体，卖房还账本身就体现了，中间人与妻子有利害关系。买主对此交易存在的风险在交易当时应该预料到非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且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买卖契约无效，买主所交付的房款就由夫妻二人返还。
第三种意见：争议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妻子处分争议房屋的行为是对共同财产的处理，从客观上看，对于丈夫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人，有理由相信妻子的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妻子卖房款已用于偿还夫妻共同债务，余款已存入丈夫名下。故房屋买卖契约有效。但是所导致的后果是夫妻一方单方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对共有权人的侵害，要对其承担法律后果，在保护交易安全的前提下，由共有人承担赔偿责任，共同共有财产在离婚时可以分割，处分财产只能是共有财产中的一半，如果低价处分则要以公平的价格给予另一方一半价值的补偿，处分共同财产用于共同生活的部分应予公平合理的剔除。
三、 夫妻共有财产平等处理权的具体适用
夫妻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也称为家事代理权，即夫妻一方在一定限度内，有条件的可以单方处理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单方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对另一方是有约束力的。平等处理权的前提是共有财产，共有财产单指共同共有财产，对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姻中约定为个人所有的财产的处理无平等处理权可言。共有财产的界定主要依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判断，共同财产包括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对于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含有民法中规定的所有权能，包括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债权等权利形式，那么最为常见的为所有权形式，所有权在我国民法理论中是指所有人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多数夫妻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纠纷为处分权，本案就是典型的处分权纠纷。
四、 对本案的理论研究
我国法律之所以确定平等处理权的法律规定，主要在于夫妻一方单方处理共有财产的情况屡屡出现，处理财产后往往另一方会以不知情、擅自处分没有经过另一方同意的理由抗辩。平等处理权就是在确定这种单方处理共有财产的效力问题。只有单方处理才能涉及平等处理权问题，如果夫妻合意后共同处理就没有此概念了。房产作为有代表性的所有权，系大宗数额交易，所有权的转移需要达成合意和办理交易登记过户等一系列程序要件，这对第三人及夫妻能产生怎样的效力是重中之重。
（一）夫妻平等处理权中的“代理说”
夫妻之间这种“家事代理权”制度源于古罗马，即家事委任说，即妻子的行为来自于丈夫的委托，后来随着男女同权运动，家事代理行为进化为一种对于日常家事夫妻一方均有对外处分权利的行为，这种对外处分权不必以夫或妻另一方的名义，这有别于一般意义的代理（一般意义的代理行为，代理人所代表的是被代理人的意愿，要以被代理人的身份出现）。
夫妻是人类生命繁衍的源泉，是社会中最大一个群体，由于夫妻家事中琐事过多，频繁的家庭事务处理都要协商一致或都要出面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将会混乱。我国对于家事代理制度在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我国区分两类处分原则，一类是因为日常生活需要一方可以决定。主要有为了夫妻日常生活和子女抚养教育所产生的家庭事务，如生活购物、医疗、子女抚养等；另一类是对于非日常生活家事代理则需要协商一致。很显然，对于房产这种大宗交易行为属于非日常生活家事代理，应该征得另一方同意，这是完整意义的代理关系，否则对共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是对内部共有人的规定。
对第三人的效力方面，法律适用主要有上述司法解释及《合同法》第49条规定，该条款规定无权代理、越权代理和超期代理的形式，如果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即便内部没有达成一致，对外代理行为仍然有效。这是我国法律上所称的“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本属于无权代理范畴，但因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这种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即给相对人一种假象推定，使第三人在不知或无须知道的前提下形成交易关系。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要维持这种交易效力。《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就是表见代理的体现。那么本案中基于夫妻之间的这种特殊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应该依据“表见代理”制度的原则综合判决合同的效力。在案例中作为买主明知妻子所卖之房是夫妻共同财产，且房产证照不是妻子名下，只是听妻子和丈夫的亲属称其在外地治病，卖房为治病即同意购房交款，笔者认为妻子的行为对买主不能形成表见代理的后果。这种表见代理的表象应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即夫妻一方的行为来源于另一方的授权，这种授权绝不是凭借妻子一人的陈述，作为买房人还要通过事实判断和审查妻子的陈述客观与否，另外审查义务中当然包括对于交易缺陷与否的判断，只以其为夫妻关系就能够判决是共同意思表示不能称为表见代理的理由。试想如果没有交易缺陷，那么房产交易中心也不可能中止过户手续的办理。表见代理制度是民事关系的一种确立制度，而行政过户手续所依据的则是行政法规，在这种没有房产所有权人签名、亲自到场或授权的前提下，房产交易部门受理过户是欠妥的。假设依申请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那么房产交易部门也是违法的。所以，对于表见代理的情势判断笔者认为要综合买房人的个人知识、当地情况等因素进行判断。
（二）夫妻平等处理权中的第三人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财产占有人，在不法将其占有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即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的制度。实行善意取得的结果，是物之原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善意受让人则取得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善意取得制度均适用于动产，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即便交付占有或支付对价也无法取得权利，不动产只有通过合法手续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才能取得财产权利。但我国以往的法律中均未明确划定什么财产形式适用善意取得。所以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中规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条款中法律适用就出现了很多分歧。但是我国刚刚实施的《物权法》第106条已经正式确立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同时要求取得不动产必须是依法应该办理登记的已经登记，且支付了合理对价才可取得财产。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善意取得制度。而本案中显然没有善意取得房产。
（三）共有不动产处分的特殊规定
我国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这属于一项强制性法律规定，依照《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婚姻法》司法解释在适用过程中应该遵照法律的规定。本案中对于合同的认定应该在遵照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引用司法解释。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自然不涉及“表见代理”问题。
所以该案例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五、通过本案引申的法律思考
由建设部公布，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明文将原有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办法》废止，重新规定了共有房屋的交易流转程序，规定对于共有房屋应该在房证上注明“共有”字样，共有房屋登记由共有人申请，变更登记由相关共有人申请，有关性质和份额变化的登记需要共同申请。那也就是说共有的性质，作为房产交易部门仍然审核的是形式要件，即房证上注明的性质，不去审查实质要件，是否为夫妻共有、家庭共有等情况。这是否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悖，势必导致法律衔接不足。那么对于未办理“共有”权公示的房屋，作为交易当事人无能力也当然无必要审查实质共有情况，而且要求买房人核实婚否、共有情况当属不可能，而且极不公平，核对是否为其房产所有权人即可。另外，以往操作多年的转让房产时需要由房主公证无共有人或公证共有人同意转让的要件已经废除。这一系列面临的问题给夫妻双方带来了挑战，笔者接触了诸多夫妻要求登记为共有权的事例，也不乏财产约定的男女，主要是基于对于婚姻生活居安思危。因为现行的法律优于对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弱化夫妻共有财产的保护，当然导致夫妻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笔者认为矛盾的出现肯定推动法制前行，当然也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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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校学生犯罪现象不容乐观，并呈现递增趋势。从在校学生犯罪的现状来分析其特点、根源并寻求有效途径，从而遏制在校学生犯罪的不良势头，是值得我们重视、调研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在校学生犯罪的基本特点

（一）犯罪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冲动性。（二）犯罪动机多样化。纵观学生犯罪的内心动机，由之前的单一性向目前的多样性转变。有的是贪图享受，盲目追求物质消费，有的讲究江湖义气，不计后果，有的为了报复，愚弄他人等等。（三）犯罪类型多元化，恶性暴力犯罪增多。（四）犯罪方式团伙化，多数表现为与校外人员共同作案。（五）犯罪所侵犯的对象大多为学生。

二、全面剖析，探究在校学生犯罪的诱发因素

（一）在校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是诱发刑事犯罪的直接内因。

1、认知能力低，容易产生道德偏差和价值扭曲。2、心理脆弱，面对挫折无法正确应对。3、法律意识淡漠，往往存在侥幸心理。

（二）学校教育理念的偏差和管理缺位是学生犯罪的主要因素。

1、学校教育理念的滞后。面对升学的压力，学校教育的天平自然向“应试”倾斜，从而忽视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2、学校校园文化的缺失。现在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化课外，生活单调枯燥、精神空虚迷惘。

3、对违规学生处罚过于机械。简单地采用“劝退”、“勒令退学”等手段将他们推向社会。

（三）家庭教育的薄弱也是导致学生犯罪的关键因素。

1、放纵溺爱型家庭。有些家长尽一切可能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孩子犯了错误，也毫无原则地姑息纵容，从小养成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秉性。

2、妄想型家庭。有些家长想当然地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强制”孩子来继续。他们只注重孩子的智力教育，却忽略了对子女健康人格的培养。

3、残缺型的家庭。父母离异或其他原因使孩子心理遭受巨大的伤害，有的自我封闭，性格孤僻偏激，有的自我放纵，从而步人歧途。

（四）社会不良因素的污染是引发在校学生犯罪的主要社会根源。

1、社会环境中负面因素的误导。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必然会夹带一些负面现象，高消费、搞攀比、贪图享受等不良风气盛行于世。而在校学生由于社会经验缺乏加上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足，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些消极的精神毒素。

2、良莠不齐文化市场的精神污染。当前，文化领域中糟粕和不健康因素泛滥成灾，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学生更容易在糟粕文化中迷罔。

三、齐抓共管，积极寻求预防在校学生犯罪的有效途径

（一）教育行政部门应彻底转变观念，全面贯彻和推行素质教育方针，从根本上扭转育书不育人的错误做法。

首先，应加强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让“知荣而行，知耻而止”的理念植入每位学生的内心；其次，建立有效的学生心理援助组织，向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

（二）积极营造良好家庭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健康的学习环境。

每位家长应根据自己孩子的个性特点，采取相应的育儿方法，真正做到爱而不溺，教与养有机结合。

（三）整合各方资源，积极开展社会综合治理工作。

l、探索新型法制教育模式。首先，校园内开展普法教育，学校应将法制教育正式纳入教学计划；其次，司法机关积极协助。一是通过“检校共建”等方式主动送法进学校。二是开通“法治在线”。通过网络以聊天形式接受学生的法律咨询。三是组织学生观摩法庭审理。犯罪学生在法庭上的深度忏悔足以使一些具有不良倾向的学生产生强烈的灵魂震撼。

2、净化学校周边环境。公安、工商、文化稽查等执法部门应配合学校齐抓共管，各司其职，使校园周边200米之内无网吧、录像厅、无治安乱点，力争将此类犯罪诱因降至最低限度。另外，应加强对社会无业青年的管理，特别是刚毕业的不良青年，防止他们“回流”学校拉拢、腐蚀其他在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