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立沉默权研究

乔寿君 刘霞


内容摘要: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本文通过追溯沉默权的历史，论证我国设立沉默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模式，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实现诉讼中的力量均衡，最终完善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关键词： 沉默权 必要性 可行性 模式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对它的理解也可能有一个渐进发展演变的过程。是否确认沉默权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程度。我国是否要设立沉默权，法学理论界众说纷纭。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理应设立沉默权。
一、 沉默权的历史
沉默权（Privilege of Silence）起源于英国习惯法中古老的格言：“人无义务控告自己”。其最早可以上溯至英国的12世纪早期，当时英国教会法院实行纠问式诉讼，法官有权依照教会法的规定定罪，要求被告人忠实地回答法官的提问并作承认犯罪的宣誓，否则将对其定罪判刑。在这种诉讼模式下，被告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教会法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世俗法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教会法院推行承认犯罪的宣誓程序进行抵制。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教会法庭进行纠问宣誓为由，为一名被迫宣誓者签发了人身保护令。戴尔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演绎为一句名言“任何人都不得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
法律上对沉默权的确认，则产生于17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支持者们反对教会法庭和王权专制、争取宪法和宗教自由的斗争中，最典型的案件是1639年发生的约翰•李尔本案件。1639年，在约翰•李尔本贩运煽动性书籍案中，英国王室星座法院强迫约翰•李尔本宣誓作证，被约翰•李尔本拒绝，约翰•李尔本否认犯罪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其自我归罪的讯问，他说：“任何人都不得发誓折磨自己的良心来回答那些使自己陷入刑事追诉的提问，哪怕即使装模作样也不行。” 星座法院遂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处约翰•李尔本藐视法庭罪，将其监禁并施以处罚。约翰•李尔本不服，上诉至议会，1640年约翰•李尔本到议会呼吁立法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1641年议会最终裁决星座法院这一做法违法，通过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条文：“除非你愿意，你完全可以不说话，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将在法庭上用作证据。”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纠问宣誓。沉默权在英国开始形成雏形。之后168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诉七主教案标志着沉默权在英国已完全确立。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
美国最早移植了沉默权制度。1789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了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使之上升为宪法保障，适用于审判阶段。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规则，使反对自证其罪规则扩大适用到侦查阶段；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中，这一规则进一步解释为《米兰达忠告规则》，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沉默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但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集团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新型犯罪的出现，西方国家意识到了沉默权的缺陷，开始对沉默权做出限制。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代表，英国为打击恐怖主义，1988年政府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地区的《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限制：1、如果嫌疑人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所提问的问题又被嫌疑人在法庭上拿来替自己辩护时（即伏兵辩护）；2、如果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3、如果在嫌疑人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而嫌疑人不肯解释其原因时；4、如果嫌疑人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他又不能解释原因时；¬——法庭都可以据此而做出对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推断。1993年该法令适用范围扩大到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后1994年11月适用于英国全境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照搬了《刑事证据法令》中限制沉默权的4条规定。
尽管如此，沉默权仍以其对司法公正的积极意义，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潮流，为各国所接受。二战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确立沉默权制度，而且其精神也被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文件所确认。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都有沉默权的规定。198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宣告：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公平合理审判”所应包括的基本保障之一。1994年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建议》第1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和司法机关进行首次讯问即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
沉默权的实行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最显著的作用：一是有效的防止了各国执法者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的现象，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人格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双方的地位平等，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冤假错案可能的发生。
借鉴西方国家，笔者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内容主要含义应有四项：一是被追诉人没有义务向追诉机关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的陈述或者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用任何非人道方法强迫被追诉一方就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保持沉默，追诉方应及时告知被追诉方享有这一权利，并且不得因为被追诉方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追诉方有权在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这种陈述必须是出于其真实意愿，法庭不得将被追诉方非出于自愿而作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四是被追诉方有权在追诉过程中获得法律帮助，追诉方负有保障被追诉方这一权利实现的责任。简言之，沉默权的核心内容实质上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包括是否作出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二、中国设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一） 设立沉默权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享有国际权利，承担国际义务的需要。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最终取决于经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遵循国际惯例，加强与他国法律的沟通。沉默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积极作用是多数法治化国家的共识，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应设立沉默权。
同时，设立沉默权也是我国承担国际义务、遵守国际条约的客观要求。我国已经加入了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84年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 等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均对沉默权作出了义务性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条约一旦对缔约国生效，缔约国就有义务在其国内保证国际条约的执行。而中国政府在1990年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所表明的态度是：“在中国法律制度下，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会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程序或国务院的通过程序。条约一旦对中国有效，在中国便有法律效力，中国便有义务去施行该条约。” 这一声明虽然是针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作出的，但实际上这一声明表明了中国对待国际条约的态度，体现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适用于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即我国正式承诺遵守的国际刑事诉讼准则可直接适用于中国。如果国内法与之相矛盾，则应以国际条约优先，遵循国际刑事诉讼准则。
（二） 设立沉默权是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
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要求建立公正性的诉讼模式，公正性的诉讼模式是以控辩双方的对抗作为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成，控方发动进攻，辩方组织防守，在案件未有定论之前，被控者仍应以无罪者的身份对待。这种诉讼模式必然要求被告为自我保护作出必要的防御，而沉默是众多防御手段中最基础的一项，沉默权可以加强被控者抗衡和防御力量，使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均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沉默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其设立与否反映了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状况和诉讼民主进步程度。因此，设立沉默权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
（三） 设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抑制传统诉讼模式弊端，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古罗马法中有句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模式，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因素，一贯强调“惩罚犯罪”的实体公正，把“违法必究”、“有罪必罚”作为刑事司法中绝对优先的目标，诉讼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方便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查明真相，及时惩罚犯罪，程序成了单纯为“惩罚犯罪”服务的工具。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产生两个恶果：一是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成为“空头支票”；二是纵容司法人员滥用暴力和刑讯逼供，滋生和鼓励“目的正当，不顾程序”执法观念横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但受传统诉讼模式的影响，个人孱弱的力量同强大的国家机关权力相比，不均衡的力量和不平等的地位使其往往处于孤立无助状态，作为最低限度抵御国家权力进攻的沉默权，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涉嫌犯罪受到追究，其在诉讼过程中就有义务协助侦查起诉机关查明“自己的罪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定是这种状况的突出表现。在这种诉讼模式下，侦查起诉机关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受追诉人的身上，要求其“自证其罪”，而这与我国刑事实体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相抵触的。因此，设立沉默权有助于改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传统诉讼模式中的境遇，有助于减少司法专横现象，使宪法规定的“人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权利得到进一步落实，从而促进我国诉讼制度走向民主化、法治化，遵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克服传统诉讼模式弊端，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四） 设立沉默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协调中国大陆地区刑事法律与港澳地区有关法律法规的需要。
我国以一国两制，成功的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国家主权，但港澳地区仍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不变，香港、澳门的刑事法律对沉默权有着不同程度的规定和体现。我国设立沉默权有助于协调中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地区法律的冲突，并最终有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完整，共同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法律任务。
三、中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一） 中国已具有设立沉默权的法律基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暂行司法制度》规定：“绝对禁止跪拜、打骂以及非刑拷打、强迫供述的方法……”这可以说是中国沉默权最早的萌芽，可惜后来并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有了重大进步。首先，我国法治环境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依法治国”已被写入宪法，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已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安邦的战略目标。自1979年公布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后，在官学两方面的努力下，我国已建成了一个包括宪法、立法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保障法以及相应的诉讼程序法、有关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等在内的庞大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不断对这个法律体系加以修订完善和改进，仅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109件法律 。其次，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沉默权的设立和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突出表现在：《宪法》第35条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它既包括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也包括公民有不说话的自由；《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第46条又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规定；《刑法》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在口供问题上确立了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规定为设立沉默权提供了一项基本保证。
（二） 中国已具备了设立沉默权的社会条件。
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沉默权地确立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商品生产者，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地位，这种要求在法律关系上的表现就是要求建立权利本位的法律机制，要求法律确认市场主体相应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法治观念的提高，要求法律确认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不受侵犯，这些权利不仅包括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政治权利，而且还包括公民诉讼过程中的各项权利。而诉讼权利中的沉默权是赋予公民同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的最低防御手段，也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
应当看到，中国20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已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改变，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要求促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平等意识、自由正义意识在逐渐培养和确立，对人权和法治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并接受诸如沉默权的价值观念，这些都将成为推行沉默权的思想基础。
执法者素质的提高使沉默权的设立成为可能。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将法官和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以上，《人民警察法》将警察学历要求为专科以上，固然学历水平与素质高低并不必然成正比，但不可否认执法队伍文化水平整体的提高却带来执法水平的整体提高。同时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执法人员的诉讼观念发生改变，程序法观念和程序公正意识深入人心，甚至在执法机构内部已经产生了要求设立沉默权的呼声，如在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将使用多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替换为“严格执法、依法行使职权”，突出了程序上的要求，还有被有些学者称为我国沉默权萌芽的辽宁抚顺检察院提出的“零口供”规则 。这种改变说明执法者对沉默权的到来已坦然面对并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还有，我国现在的侦查技术和装备较以往有了很大发展，我国已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和先进刑事证据研究机构，现代化的侦查技术和设备如DNA合成仪、DNA序列仪、声谱仪、多参数心理测试仪和电镜扫描等已经在许多地方的执法机关使用。这些科学技术和设备的运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设立沉默权而丧失口供的证据价值损失。
此外，律师制度的健全完善以及新刑诉对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使沉默权的设立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现实保障性。
四、中国设立沉默权模式的探讨
沉默权是在西方国家诞生并成长成熟完善起来的，我国法律对沉默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对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引进和移植。我们在吸收引进时，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有选择的吸收消化借鉴，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不能全盘移植，防止出现“逾淮成枳”现象。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设立的沉默权，首先应明确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其次我国设立沉默权至少应遵循以下三原则：一是沉默权立法是确认权利而非限制权利，二是应明确界定沉默权利和陈述义务的界限，三是坚持贯彻在我国已生效国际条约中的最低限度保障国际司法准则。
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制度，应当包括明示的沉默权、默示的沉默权和沉默权的例外三方面内容。
（一） 明示沉默权模式
明示的沉默权就是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或某一诉讼阶段依法享有沉默权，在有关法律条文中出现“沉默权”字样，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这种明示的沉默权在有关法律中至少应体现三点具体要求：
1、 明确告知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执法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依法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保持沉默的后果和进行供述的效果。执法者只有在履行该规则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 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在讯问过程中，应允许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律师在场，使被追诉者能及时获得法律程序上的帮助和救济。这也是保障告知规则内容实现的客观要求。
3、 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包括被追诉者的事后救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法，保障被追诉者沉默权的实现和受侵犯后能依法获得救济。这一方面要求有关法律建立对被追诉者切实有效的人身保护机制，防止刑讯逼供、滥用暴力或进行精神强制等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求法律明确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证据应依法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依据，甚至不能进入诉讼程序。
（二） 默示沉默权模式
默示的沉默权是指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并不明确出现“沉默权”的字样，但依据立法的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默示的沉默权应当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确立：
1、 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这主要通过法律完善量刑制度得以实现，对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贯彻落实“坦白从宽”。对主动认罪者，可在法定刑内从宽处理，甚至可以低于法定刑。
2、 对特定犯罪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豁免规则。这一规则主要要求对特定犯罪“法律应尽少促成犯罪团伙之间可能的团结” 。所谓起诉豁免是指经许诺豁免的犯罪嫌疑人，在就其涉嫌参与的犯罪行为作证或提供其他资料后，对该人不得再因其证词或提供证据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提出刑事诉讼，该犯罪嫌疑人因作证或提供证据而被彻底免除刑事责任。所谓证据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或其他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所获得的材料，不得在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但其在经许诺豁免后犯伪证罪除外。我国法律在设立沉默权过程中，应通过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使用豁免规则，鼓励如实供述和交待同案犯罪行。但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不易宽泛，仅适用于如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特定刑事案件。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
　
１９９８年５月３０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５５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市属以下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所举行的听证活动。


　　第三条　本规定第二条中所称的较大数额罚款是指：
　　（一）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５００元以上的罚款；
　　（二）对非经营活动中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的罚款；
　　（三）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２００００元以上的罚款。


　　第四条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公正、公开、便民和效率的原则；
　　（二）保护和便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陈述权、申辩权的原则；
　　（三）实行告知、回避制度，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原则。


　　第五条　市、区、县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听证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行政机关作出的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的１５日内，报同级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备案。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应当报上一级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备案。

第二章　听证组织机关和参加人





　　第六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由该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由委托的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举行听证。


　　第七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拟共同作出的行政处罚需要听证的，由共同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第八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下列人员：
　　（一）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
　　（二）调查人员、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及其代理人；
　　（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


　　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是指由行政机关负责人从本机关内部非本案调查人员中指定的，具体组织听证工作的人员。听证主持人一般由行政机关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专职法制工作人员担任。
　　听证员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案件需要，指定本机关工作人员协助听证主持人工作的非本案调查人员。
　　记录员是指负责听证笔录制作、协助听证主持人办理听证的准备和其他事务的非本案调查人员。


　　第十条　听证主持人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二）决定听证中止、延期或者终结；
　　（三）决定证人到场作证；
　　（四）决定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是否回避。


　　第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时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和其他听证参加人；
　　（二）就案件事实及其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询问；
　　（三）要求听证参加人员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四）维持听证秩序，制止和处理违反听证秩序的行为；
　　（五）其他应当由听证主持人履行的职责。


　　第十二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系下列人员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本案的调查人员；
　　（二）当事人或者本案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三）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
　　听证主持人是否回避，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是否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十三条　调查人员是指具体承办行政违法案件并进行调查取证工作的人员。
　　在听证过程中，调查人员有权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建议，同当事人进行质证。


　　第十四条　当事人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要求举行听证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十五条　与所听证的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向听证主持人申请参加听证或者由听证主持人通知其参加听证。


　　第十六条　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代理人代为放弃行政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证权的，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第十七条　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或者放弃听证；
　　（二）认为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所列人员之一的，申请其回避；
　　（三）委托１至２人作为代理人参加听证，并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代理人的权限；
　　（四）对案件的事实情况、适用的法律依据等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五）对听证笔录进行审核、补充或者修正；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章　听证的告知、提出和受理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对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当事人送达听证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四）告知当事人提出要求的期限和听证的组织机关。
　　听证告知书必须盖有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十九条　听证告知书的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送达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听证告知书之日起３日内，向行政机关书面提出听证要求。以邮寄挂号信方式提出的，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３日内，经行政机关批准，可以申请延长听证期限。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明确提出放弃听证权利的，不得对本案再次提出听证要求。
　　当事人超过期限未提出听证要求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行政机关可以不组织听证，但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请求撤回听证要求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可以撤回，但不得对本案再次提出听证要求。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听证要求进行审查后，符合听证条件的，应当组织听证会，并通知本案调查人员及时移送有关证据或者材料。
　　对同一案件的不同当事人处以相同种类并适用听证程序行政处罚的，听证机关可以合并举行听证。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超过期限或者不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听证要求之日起３日内书面告知当事人不予听证。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确定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之日起１５日内举行，最长不得超过３０日。

第四章　听证准备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决定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之日起３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方式，并在举行听证的７日前，向当事人、调查人员和其他听证参加人送达听证通知书。


　　第二十八条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三）听证主持人的姓名；
　　（四）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五）告知当事人准备有关证据材料、通知证人等事项。
　　听证通知书必须加盖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二十九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公开的听证，在举行听证会的３日前，行政机关应当公告案由、当事人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第三十条　案件调查人员应当确定听证主持人之日起３日内，将案卷移送听证主持人，由听证主持人准备听证提纲。

第五章　听证的举行





　　第三十一条　听证会正式开始前，记录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听证参加人是否到会，宣布下列听证纪律：
　　（一）服从听证主持人的指挥，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提问、辩论和中途退场；
　　（二）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三）听证参加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退场；
　　（四）旁听人员不得喧哗、鼓掌、哄闹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听证秩序的，听证主持人有权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当责令其退场。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参加听证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三十四条　听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核对调查人员和当事人的身份；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案由；
　　（三）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名单，告知听证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当事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宣布暂停听证，报请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回避；申请听证员、记录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的，由听证主持人当场决定；
　　（四）不公开进行的听证，听证主持人应当说明不公开的理由；
　　（五）调查人员陈述当事人违法事实，出示相关证据，提出拟给予行政处罚的建议和依据；
　　（六）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
　　（七）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八）调查人员、当事人、第三人相互辩论；
　　（九）听证主持人就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询问；
　　（十）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第三十五条　调查人员、当事人和第三人经听证主持人许可，可以申请证人到会作证。
　　证人不能到会作证的，调查人员、当事人和第三人可以提交证人的书面证言，并应当当场宣读。


　　第三十六条　听证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调查人员发言；
　　（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发言；
　　（三）第三人及其代理人发言；
　　（四）互相质证、辩论。


　　第三十七条　记录员应当将听证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案由；
　　（二）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姓名，调查人员的姓名；
　　（三）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姓名；
　　（四）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建议及法律依据；
　　（六）当事人、第三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的内容；
　　（七）互相辩论情况；
　　（八）证人证言；
　　（九）听证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十）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三十八条　听证笔录应当经当事人、调查人员、听证员、听证主持人审阅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笔录中有关证人证言部分，应当交由证人审阅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调查人员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笔录上记明情况。


　　第三十九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根据听证会的有关情况，制作听证会意见书，提出下列处理意见：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调查人员提出的行政处罚建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的，提出维持处罚的意见；
　　（二）违法行为事实清楚，但调查人员提出的行政处罚建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处罚裁量不当的，提出纠正调查人员处理建议的意见；
　　（三）有应当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但调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程序上不足的，提出责令调查人员补正后再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四）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提出不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五）发现应当由其他行政机关处理的，提出移送的意见。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提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
　　（六）依法提出的其他处理意见。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听证会意见书和听证笔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７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组织解散，需要等待权利和义务继承人或者承受人的；
　　（二）当事人或者调查人员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听证的；
　　（三）听证主持人需要回避一时无法更换的；
　　（四）其他需要中止听证的。
　　中止听证的原因消除后，恢复听证。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听证：
　　（一）当事人撤回听证要求的；
　　（二）当事人死亡或者组织解散满３个月后，未确定权利和义务继承人、承受人，或者权利和义务继承人、承受人放弃听证权利的；
　　（三）听证通知书送达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的；
　　（四）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的；
　　（五）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改变，已不属听证范围的；
　　（六）其他需要终结听证的。


　　第四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公正地履行主持听证的职责，不得妨碍听证参加人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得徇私枉法、包庇纵容违法行为。


　　第四十四条　听证人员违反本规定，徇私枉法、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保障听证经费，提供组织听证所必需的场地、设备和其他便利条件，且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南京市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