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并重的法治

检察日报2000年04月12日
哲学家休谟强调，任何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
　　　　　　　　　
　　我们说，法治始终是“人”的法治，因为它本身就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所有的社会制度性因素一样，法治也始终是基于真实的人性之上的。
　　概而言之，人性，也就是在本能的作用下人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认识、思考和行为的比较稳定的习惯模式，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存在本身乃是人性的基础和前提，而人性追求也正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成为人性的真正基准线，人性之“善”与“恶”均需以此为衡量标准。这样，人性之善”与“恶”就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又是一个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既是从个人的角度
作出的，又是从社会的角度作出的。而人性之中是否包含“善”与“恶”，以及这“善”与“恶”在不同的人的人性中如何分配，就构成了生活中真实的人性立场，也正是这些不同的人性立场相应地决定着具体的各具特色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设置。
　　综观古今中外，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基本的人性立场在左右着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其一，人性之“善”“恶”要素差等分布的人性立场。它认为，人性之善恶要素在人身上的分布是不平等的，其中的恶要素是可以消除的，而善要素却可以发扬光大，即差等的人性立场绝对相信善与恶是可以改造和改变的。一些学者也将这种人性立场称为“至善论”，将其所导致的社会政治观称为“积极的政治观”。其二，人性之“善”“恶”要素平等分布的人性立场。它认为，人性之善恶要素在人身上的分布是平等的，而且不可能加以改造和改变，尤其是人性中的恶要素根本无法消除，最多只能加以控制和预防。一些学者将这种人性立场称为“防恶论”，将其所导致的社会政治观称为“消极的政治观”。在社会政治法律规范与政治架构方面，“积极的政治观”一般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密切相关，而“消极的政治观”则通常与以法治为中心的宪政民主紧密相连。
　　如果用中国人惯常使用的“君子”与“小人”来类比人性之“善”“恶”，那么显然，差等的人性立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一少部分是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君子”，剩下的大部分人则是愚鲁莽夫、贩夫走卒之类低贱的“小人”，只有“君子”才有资格和能力指导并带领这些“小人”走向至善的理想王国；而平等的人性立场则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既可能是“君子”又可能是“小人”，因此，个人的生活只能由他本人来规划和安排，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和能力来做别人的生活“导师”与“领路人”。换句话说，在法治的视野当中，在宪政民主的眼界之内，高尚的“君子”与低贱的“小人”不过是同一个人而已！所以，法治与宪政民主，无论在其思想观念与精神意识当中，还是在其规范设计与制度安排当中，都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基本的内在主旨：善待人——善待每一个既是“君子”又是“小人”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善待人”，也就是善待人的生活。由于人的全部生活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部分，即私人生活
与公共生活，因此，法治在规制和调整人的生活时，在基本立场、态度和具体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机构设置方面，遵循的乃是根本不同的思维逻辑与基本原则。
　　在私人生活领域，法治提倡并保障个人自治，个人自主行为并自主负责，其他个人或组织不得非法干预。从人性立场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治原则的思维逻辑是对私人生活中的个人采取一种“先君子后小人”的以人性要素之中的“善”要素优先于“恶”要素的人性预设，在制度安排上以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为第一要义。
　　但在公共生活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生活领域，法治特别强调的是对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的限制。从人性立场来看，其思维逻辑则是对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与组织采取“先小人后君子”的以人性要素之中的“恶”要素优先于“善”要素的人性预设。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坚决认为“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以及哲学家休谟一再强调任何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我们所建设的法治的确既是“君子”的法治，又是“小人”的法治。而从人性之“恶”的“普在”与“长存”而言，它更是“小人”的法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


（2003年4月26日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2年12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