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萍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信托法/信托财产/信托受益人/追及权/优先权/物权保护机制
内容提要: 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是信托法上颇具争议的问题。厘清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有助于我国信托立法将受益人权利纳入到物权法的保护范畴中，从而对确立受益人权利更有效的保护机制和受益人权利有效行使的方式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信托受益人权利物权保护机制之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１）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追及权；（２）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优先权；（３）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替代物之权利。


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根本目的就是将信托财产的受益权移转于受益人，[1]从而使受益人获得针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2]是信托法学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受益人权利的保护方式以及权利保护的充分性。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信托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助益。

一、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争论

尽管信托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制度，但要确切地阐明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法律性质是很困难的。[3]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问题，一直是信托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早期观点

信托受益人权利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是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学理争论的理论意义不大，而对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合理定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将信托受益人权利定位于财产性权利，[4]那么，当受托人破产时，受益人就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这是因为，如果信托受益人仅对受托人享有对人权，那么，当受托人破产时，受益人与受托人之普通债权人一样并无任何优先的权利；而如果受益人对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享有财产性权利，则有权使信托财产不受受托人之普通债权人的追索。

早期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学者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争论主要在于该种权利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

１．对人权。以英国信托法学家梅特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必须是对人权，因为信托受益人的衡平权利不能对抗后续的、不知信托存在的、支付了资产之对价的善意购买人。[5]这种善意购买人享有绝对的、非受限制的、不可反驳的抗辩权和不可反驳的请求权。[6]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信托的历史发展来考量的。起初，信托受益人仅能对抗最初的受托人而非善意的第三人。随着信托利害关系人群体的出现，信托受益人享有了对抗除善意的、支付对价的、未被告知信托存在的购买人之外的一切人的权利。该种观点将信托受益人之权利视为对人权，主要是因为该种权利不能对抗善意的、不知情的、支付对价的购买人。

２．对物权。由于传统的对人权观点无法诠释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追及权，因此，对人权的观点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其中，美国信托法学家斯科特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对物权，因为它能够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尽管有些例外。”[7]例如，支票的所有权人被认为享有支票之对物权，尽管他可能不能对抗支票之持有人。斯科特认为：“既然信托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的追及权，那么就可以说，他享有了对物权这种财产性权利，这种对物权远远超过了对人权。信托受益人拥有所有权的利益，而不必受普通法对财产所有人限制的约束。”[8]而且，在“贝克诉阿彻希案”[9]中，英国议会上院对信托基金上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判断没有采用对人权的理论。在此案中，英国议会上院中大多数人认为受益人是信托基金的唯一受益所有权人。此案判决书中所形成的观点成了以后案件的判决依据。美国学者博格特等认为：“受益人权利是财产性权利，受益人权利的移转即具有财产权移转的效力，而非一方负有义务。”[10]还有学者认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权利，该种权利具有物权性质，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除善意受让人以外。[11]

（二）现在观点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有人试图寻找一种折中的方式。例如，英国学者汉伯里将信托受益人之衡平利益视作混合权利，认为“受益人权利的行使受善意受让人原则的限制，因而并非是完全的对物权”。[12]然而，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因不动产登记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在不动产登记之前如何，在登记后，受益人权利性质上就是对物权，因为登记实际上是向一切不特定的人公示信托财产以及与不动产有关的交易目的。

一般而言，信托是财产权与债权的混合体：信托受益人享有信托基金或资产的受益利益或受益所有权，该种权利在性质上是财产性权利，因为它约束获得该信托资产法定权利的第三人。但是，由于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个人义务即管理信托义务，因此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信托资产承担个人责任。

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现在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享有要求受托人实施信托和管理信托财产之衡平所有权。信托受益人权利似乎是介于对人权和对物权两者之间的混合性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认为：“信托受益人享有对人权，在有些情况下也享有对物权。”[13]在马歇尔看来，信托受益人的衡平权利很显然有一些财产性权利的特性但非绝对。因为信托受益人不是唯一的所有权人，在信托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分离的一部分赋予了受托人，受益人的财产性权利兼具对人权和财产权的特点。正如汉伯里所言：“衡平权不是完整的财产权，因为它受善意受让人原则的制约；它也不是纯粹的对人权，因为它可以对抗受托人以外的其他人（如已被告知受益人利益存在的受让人）。”[14]这种观点将混合性权利中对人权定位于受益人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的权利。

还有主张信托受益人权利为混合性权利的学者认为，对物权是指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而非指对抗整个世界任何人的权利（除善意的、不知情的、支付对价的购买人以外）。信托受益人有权根据信托条款的规定享有衡平财产权利，信托文件可以规定特定受益人享有信托基金中指定部分特定形式的权利。信托受益人对受托人因违反信托义务将信托财产转让所获得的价金享有追及权。同时，信托受益人也享有对人权，该种对人权是指针对违反信托义务之受托人的权利，而非指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的权利。信托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返还因违反信托义务所转让的特定财产，或赔偿受益人所遭受的损失。信托受益人也可以要求明知信托存在而取得违反信托义务所转让的财产或不诚实地协助受托人实施违反信托义务行为的第三人对其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该种观点将混合性权利中的对人权定位于受益人针对受托人的请求权。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最好是将信托受益人权利视为自成一类的权利，而不是试图将其归入均不尽合适的分类中”[15]“与其将受益人的权利进行不恰当的分类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16]

不过，现在一般认为，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或其收益享有财产性权利。信托一旦设立，从其设立之时受益人就对信托财产享有衡平法上的财产性权利。该种财产性权利可以对抗财产的后续持有人，而且受益人可以追踪至原始的财产及其替代财产，当然，受让人未被告知存在信托利益且支付对价的除外。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而处分信托财产，那么受益人有权追及至信托财产转化成的资金或任何替代财产或从受托人本人或妨害信托的任何第三人处获得与信托财产价值相当的补偿。如果受托人破产，而该信托财产可以确定的话，受益人仍然享有其上的利益并有权对抗受托人的普通债权人。[17]“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处分信托财产时，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请求权，而且当信托财产到达受让人手中且无法回到受益人手中时，受益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受托人提起违反信托义务之诉讼。”[18]这实际上是赋予受益人的救济手段。这种对人权是救济权，是对受益人的物权受到侵害时所赋予的救济权。总之，受益人的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世的、持续的和可强制执行的权利。

二、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定性

信托法学界之所以会产生对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争论不休的情形，是因为对人权与对物权的概念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情形而采用不同的含义引起混乱所造成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将信托受益人强制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的权利看做是纯粹的对人权，并以善意受让人原则对受益人追及权的限制来否认受益人的对物权。由此看来，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对对人权与对物权概念的统一理解，而这又关系到对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合理定性。下面分述之。

（一）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判断标准

美国学者奥斯汀将对物权界定为“对抗一切人的权利”，而将对人权界定为“对抗特定人的权利”。[19]斯科特将对物权界定为“对世权，同时对世人施加了义务；世人为一切不特定的人或数量不确定的人”，并将对人权界定为“对抗特定人的权利，同时对特定人施加了义务”。[20]英国学者彭纳认为，财产法上的权利都是赋予给人的权利。对人权直接针对特定的人，而对物权只是通过与特定物的关系而使人之间产生联系。对物权和“物”的联系似乎仅仅在于，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中人的关系只能通过与某个物的联系来确定。[21]“对物权是指赋予人的，可以对抗任何他人的权利，与对物权相关的义务总是消极的，即禁止性的义务；对人权是指赋予人的，只是对抗特定人的权利，与对人权相关的义务有些是消极的，有些是积极的，即应为的义务。”[22]虽然对物权是针对物的而不是对人的权利，但对物权是可以对一切人行使的。对物权中的“物”作为权利的载体和权利义务连接的媒介，起到了确定对物权之权利范围的作用。对物权本质上是物权，是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权利。[23]

由此观之，某种权利要成为对物权，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这些要件也是对物权与对人权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其具体应包括：

对法院职权几个特性的认识

戴洪斌


　　人民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行使审判职权。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职权，是法治社会里重要的国家权力，它是法律生命的具体表现，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和最后一道屏障。人民法院依法开展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等各项审判工作，调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期，人民法院要紧跟时代发展，对行使的审判职权再认识，认真思考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履职，在树立良好形象、确立司法权威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上，作出更大贡献。

一、法院职权的内容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着国家的审判权，为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赋予和确认。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是国家根本大法对人民法院职权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具体内容。按照法律部门分，人民法院目前承担着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处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承担着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民事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制裁民事违法行为；还承担着行政审判和国家赔偿审判工作，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力地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人民法院以积极的工作，切实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保护了公民权利。

二、法院职权的社会性

　　审判权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它是为解决社会上的利益纠纷而设立，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而调节。人民法院是重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以人民法院的名义行使审判权，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开展各项审判工作，办理各类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通过个案的办理，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主体行为，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对合法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给予了司法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裁决，并予强制执行，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和威慑力，这是其他国家职权没有的强制力，是保证裁判实现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社会性，是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重要特征，是人民法院开展好审判工作、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审判目的的基础。审判权的社会性特征，一段时间里被忽视了，但不久就得到了改善，面向社会实际开展审判工作，面向社会实际搞好审判调研，更加注重应用法学研究，以有效指导审判工作，指导审判工作有效开展。

三、法院职权的中立性

　　审判权的中立性，由人民法院职权特性决定，是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基础，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待。唯有真正保持审判工作的中立性，人民法院在实际的案件办理中，才能公平适用法律，公平作出判决。不可想象，一个不信守中立的法院，人民群众怎么会给予信任，这个法院怎么能建立起真正的司法权威，这样的法院怎么会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公平正义如何得以实现。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表述。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保持中立性，宪法上、体制上多作了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立性问题，这几年已有很多论述和探索，已经牢固树立起了审判中立的理念。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一直按照中立性要求，努力排除各种不当干涉和干扰，在具体的案件办理中，努力实现着公平正义。审判中立的理念，已经内化为各级人民法院和审判人员的核心价值，也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

四、法院职权的有限性

　　法院职权的有限性，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一般来说，国家权力由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构成，在中国审判权来自于立法权并为立法权负责。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司法权在各种权力中历来是最不起眼的，只是在近现代，由于人格观念的确立，人权思想的兴起，司法权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凸现出来，司法权才被提高到了应有的高度和位置，也越来越为社会各界重视。即使这样，由于人民法院审判职权设置的要求，行使职权的手段和调整范围的限制，掌握社会资源有限，审判工作本身具有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要求，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仍然有限，也必须有限，法院职权有限性特点仍然突出。法院不是万能的，对社会事务绝不能大包大揽。一段时间里，法院洞开立案大门，各类社会纠纷和矛盾大量涌入，很多都转化为诉讼案件形式。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好诉现象。由于自身地位和功能上的局限，使得很多转化为诉讼案件的社会纠纷、矛盾，不能在人民法院审判环节得到有效化解和解决，客观上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也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威信。针对法院陷于缠诉、缠访这一社会难题，开展了全国性的涉诉信访化解专项活动，举全社会之力，通过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涉诉案件才得以化解和解决。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赋予法院太多的职权，这是审判机关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的。唯有更加深刻认识法院职权的有限性，才能使司法权归位，而不是越位和缺位，人民法院才能更好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加有效通过审判服务社会。

五、法院职权的宪法性

　　司法权是宪法性权力。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机构和职权的设置、运行，由宪法、法律规定和保障。宪法赋予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决，并付强制实施。审判权本就属于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并有强制执行力，它也是其他国家权力有效行使的强制力后盾，保障着自身和其他国家机关职权的有效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由宪法和法律赋予，具有宪法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起这一神圣的职责，行使好这一宪法性权力。

六、法院职权的权威性

　　社会需要秩序，矛盾纠纷需要化解，社会关系需要调节，社会行为需要规范，这一切很多都是由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来实现。必须确立司法权威，以推进人民法院的裁判得到切实的执行，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贯彻落实，社会秩序得到维护。不可想象，法院判决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不能得到很好执行，其损害的不只是法院自身的威信，更将严重损害社会秩序、民众利益和国家的权威。近年来，社会各界更加认识到了司法权威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司法权威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司法权威不只是关涉法院一家的问题，而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各方面支持，通过内外多方用力，才能真正确立和加强。一是把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实际，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整体推进人民法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彻底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影响司法权威的问题。二是强化人民法院内部对司法权行使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审判、执行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监督工作机制，加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完善再审制度，依法纠正错误裁判，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三是坚持依法纠错与维护既判力相统一。既要坚持依法纠错，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坚决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维护财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维护司法权威。四是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法官的司法能力越强，司法水平越高，就越能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权威就越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尊崇。五是进一步普及和弘扬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提高和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营造起全民尊法、守法、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