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这样能动判案的
倪学伟 马晓岚

[案情]
原告：裴琼宇，男，29岁，农民。
原告：邓志远。男，43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男，54岁，农民。
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合伙经营养殖一幅面积约30亩的大蚝，双方签订了养殖大蚝合同，一直分工协作，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1999年1月3日，林焕志经梁永基同意，将共同养殖的大蚝以16000元的价格卖给原告裴琼宇与邓志远，由裴邓二人自行采摘场内大蚝。但买卖大蚝一事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书面或口头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采摘大蚝的期限等。同日，被告梁永基与林焕志签订终止合伙合同书，约定该蚝场的大蚝出卖后剩余的蚝归梁永基作辛苦费（合伙分成）。当时，买方之一也即后来原告之一的邓志远在场见证并在该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原告二人购得大蚝后，马上投入人力物力进行了为期3天的采摘，并将所采大蚝全部销往广东。
一年后的2000年5月，梁永基将该养殖场内的大蚝以13000元的价格卖出，购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其后，裴琼宇、邓志远以梁永基非法出卖其已购而未采摘完的大蚝、侵犯其财产权为由，将梁永基告到北海海事法院。原告二人诉称，其以16000元买蚝后，双方未约定采蚝期限及蚝的规格，他们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该养殖场内的所有蚝进行采摘，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22000元。
被告梁永基辨称，蚝场内的大蚝是在与林焕志终止合同时林焕志明确留下给他的，当时还有原告邓志远在场作证，其对蚝场内剩余大蚝享有所有权，将大蚝卖与他人是他的权利，并不侵犯原告的财产权。

[审理]
北海海事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海洋水产品经营养殖侵权赔偿纠纷。原被告之间仅有大蚝买卖的口头合同，并且只约定了购买标的为上述蚝场内的大蚝及价款16000元，其余内容均未作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该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原告购买大蚝未约定大蚝的质量、规格，则按照通常标准，其购买的应是蚝场内可以直接上市出售的成品蚝，而对不能上市出售的小蚝则不属其购买对象或购买范围。口头合同虽未对采蚝期限明确约定，但原告已于合同签订后立即采摘大蚝，林焕志及被告也未予以阻止，可见，采蚝期限已为双方确认为合同签订后及时采蚝。原告采蚝三天后自动停止，但未向出售方表明是否继续采蚝，这应视为已完成采蚝工作的意思表示，即使有部分成品蚝未采，也应推定其主动放弃对该成品蚝的权利。林焕志与被告梁永基签订终止合伙合同时，明确约定，大蚝卖出后，养殖场内剩余大蚝归梁永基也即被告所有，作为原告的邓志远当时还在场作了见证。原告关于自己有权随时采摘大蚝的主张，实际上是变相地将购买大蚝变成了购买蚝场养殖经营权，而16000元显然是不可能购买到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因而原告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有违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原告也举不出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北海海事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1.关于本案对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合同法领域，公平原则被称为合同正义原则。其要求之一是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等值性，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就公平，不符合等值性原则的即非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语义角度讲，诚实信用即不欺不诈，恪守信用。这一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近代以来，各国民法典对此基本上都作了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文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也作了类似规定：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并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而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准则，有“帝王条款”之称。
原告究竟购买的是大蚝还是蚝场内所有的蚝或蚝场养殖经营权，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认为被告将与他人合伙经营的一幅大蚝以16000元转让给原告经营养殖，故原告有权在任何时间对蚝场内所有的蚝进行采摘。被告则认为原告仅购买了等值的大蚝，对该蚝场他依然拥有养殖经营权，即享有对蚝场内剩余蚝的处分权。鉴于双方没有书面或口头合同对此问题进行明确约定，故只能依照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推论。法院判决的逻辑思路是：林焕志与原告买卖合同成交价仅为16000元，而一年后，被告将剩余蚝又卖得13000元，买者采摘后销售得款22000元。如认为原告购买的是蚝场养殖经营权，即意味着蚝场的养殖经营权与该蚝场内剩余大蚝在价格上仅相差3000元，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即在此情节上与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严重相悖。16000元要购得30亩海滩涂的养殖经营权不符合公平交易原则，该价格严重低于30亩海滩涂养殖经营权的实际价值，相反，倒是比较接近于30亩海滩涂内所养大蚝的价值。况且，原告在第一次采蚝之后的一年时间内，未有任何经营养殖行为，提不出任何相关证据，林焕志也出庭证明其卖与原告的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因此，依照《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法院关于原告所购买的标的仅是大蚝而非蚝场养殖经营权的认定，是合乎事理和法理的，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被告梁永基能否卖蚝的问题
根据梁永基与林焕志养殖大蚝协议及履行情况来看，双方是共同出资、分工协作、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因此决定了被告与林焕志系属个人合伙，在散伙时，两合伙人通过签订终止合同书的形式，对合伙事务已妥为处理，对此应依法予以保护。根据终止合同书，出卖大蚝后养殖场内剩余的蚝归被告所有，原告邓志远对此不仅在场作为证人，而且还在两合伙人终止合同书上签字确认。此情节足以证明原告对林焕志蚝场大蚝售出后剩余部分应归被告所有的事实是明知的。被告梁永基对剩余的蚝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并具有排除他人干涉、妨碍的权能。将剩余的蚝卖与他人，是被告依法行使权利，理应受法律保护，并不容他人非法干预。故而原告关于被告转卖其大蚝、侵犯其权利、要求赔偿损失之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对一起存款冒领案件的思考

福建厦门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 张照东、张双志
（361012 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 电子邮箱：falv@sohu.com）

一、案情简介
2001年6月17日金某在某银行办理一张卡折合一的借记卡。2001年9月11日，该借记卡内的存款被他人在异地银行的营业部柜台、柜员机上盗取66256元。银行保卫处给金某出具的证明上写到：“合计造成66256元的存款被他人冒领。”同时，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至今未能侦破此案。金某被冒领的存款无法得到赔偿，遂以银行未尽谨慎审查义务、违规操作为由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在庭审过程中，银行承认该存款被第三人江某冒领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及经济犯罪为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作出裁定，驳回金某起诉。金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尚无法查清金某的存款如何被冒领及其所主张的损失是否确实存在，亦难以确定存储双方的责任”为由，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评析
很简单的事实：储户把钱存入银行，后来发现账户里的存款不翼而飞。由于公安机关迟迟无法破案，银行又拒不承担责任，致使储户遭受的损失至今无法得到赔偿。因此，对于本案法院的裁定，笔者认为有值得推敲之处，特此撰文，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应与商榷。
1、一、二审裁定事实认定错误
一、二审裁定书认为：“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之前，尚无法查清本案金某的存款被冒领的真实情况。” “尚无法查清金某的存款如何被冒领及其所主张的损失是否确实存在”。但是，银行保卫处出具的证明上明确写到：“合计造成66256元的存款被他人冒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银行也已经明确承认金某存款被冒领的事实，而且其还提供了冒领人江某的身份材料。由此可见，金某的存款被他人冒领的事实是双方明确确认的、没有争议的事实，一、二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认为冒领的事实无法确认，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2、一、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金某与银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由于银行未尽合理审核义务，致使金某的存款被他人冒领。因此，金某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以与银行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提起民事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做出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该条主要是指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超越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形。本案中，金某与银行系储蓄存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双方仅存在合同关系的违约责任之争，不涉及金某或者银行的刑事犯罪问题。冒领人江某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妨碍银行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和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裁定没有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方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因此，银行应当先行承担持卡人存款被冒领的损失赔偿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10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交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金某与银行之间是储蓄合同纠纷，与第三人的刑事诈骗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显然，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当将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案件分开审理，刑事案件的侦查不应影响经济纠纷的处理。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和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裁定是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
3、银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1）金某存款被他人冒领的损害事实。
金某于2001年6月17日在银行营业场所开立储蓄账户后，金某与银行之间就存在储蓄合同关系，金某作为储户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之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在营业过程中负有谨慎审查的义务，以保证持卡人存款资金的安全，维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根据金某存折记录及银行保卫处于2001年9月17日出具的证明证实，2001年9月11日金某存款被他人在异地冒领65600.00元另加手续费656.00元，其中柜台取款六万元，柜员机取款五千元。庭审查明，金某于2001年9月11日下午15时20分在本地使用其借记卡支取2万元，当天下午17时11分56秒被他人凭密码在异地银行营业柜台取现6万元另加手续费600元，之后又通过柜员机先后取款5600元另加手续费56元。从时间上可以看出，银行发行的借记卡在金某手中持有，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内金某不可能自行或转借给他人到异地（两地相距约600公里）取款，可见在异地取款的是他人使用伪造卡冒领金某存款。银行的陈述及提供的江某的取款凭条证实了金某存款被冒领的事实。
（2）银行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未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违规操作。
银行认为其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义务，因此不承担违约责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银行的义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合同本身的约定，二是法律法规的规定。银行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外，还应履行法定义务，即应当履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行业规定和银行自己内部的业务操作规程。银行只要违反其中的一个即构成违约。在本案中，银行的违约过错表现在以下几点：
①银行未能识别伪造卡。银行认为，只要有银行卡和密码就可以取款，银行只要审查密码相符后付款就没有过错。但是，银行显然忽视了另一个条件，即该银行卡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如前所述，本案中在异地取款的，是使用伪造卡的冒领人，而不是金某本人。银行未能识别出冒领人所持的借记卡是假的，也未能查清取款人是否为储户本人，却把伪造卡当成真卡并向其付款，应承担过错责任。尽管银行一再声称自己无法辨别银行卡的真伪，但是借记卡是银行自己发行的，如果说发卡人都无法辨别自己发行的银行卡的真假，那么还有谁可以分辨得出呢？正如公安机关必须能够辨别自己制作发放的身份证的真伪一样，银行必须辨别借记卡的真实性。银行未能尽到谨慎注意、认真审查的义务，致使他人利用假卡冒领存款，其过错是重大的。
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第六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帐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金某卡内存款被他人在异地银行营业柜台取现6万元时，银行代理行却没有依据此规定认真审核存款人的真实身份，严重违反操作规程。银行的举证，只能说明其在事发后查清了冒领人的身份情况，无法证实在取款时尽到了查清取款人是否为储户以及其所持身份证是否真实的审慎审核义务。
③根据《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对个人当日存入的储蓄存款，24小时内支取的必须到原存入网点办理。”金某在该借记卡截止2001年9月10日的存款余额为81925.58元，9月11日金某取出2万元后，当天使用该卡只能在异地支取61925.58元，而当天却被他人在异地冒领65600.00元另加手续费656.00元，其中有3674.42元部分是当日存入的，银行已违反了该《通知》关于当日存取款的限制规定。
④根据《中国XX银行XX借记卡章程》第六条规定：“持卡人凭XX借记卡和密码可在自动柜员机上取现，每卡每日累计金额不超过5000元，次数不超过5次。”金某借记卡的款项被他人在异地柜员机共被冒领5600元另加手续费56.00元，已超过每卡每日累计支取金额不超过5000元的规定。
⑤银行提供的异地代理行取款凭条记载的取款人姓名为“江XX”，在与金某（持卡人）姓名不一致的情况下，银行仍同意其取款，未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本案储蓄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金某和银行，江某并非该储蓄合同的当事人（储户、存款人），银行在未能查明取款人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贸然付款，其过错是严重的。
⑥银行未尽采取安全措施防范风险的义务。在本案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了银行在金融安全管理上存在的严重漏洞，如不能辨别银行卡的真伪、异地操作无法看出储户名称、24小时内的存取款限制和柜员机的存取款限制没有落实等等。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给银行的金融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但是，面对这种情况，谁有义务加强风险防范呢？当然是作为经营者的银行。金某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显然无力也不可能对此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但银行是经济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它从储蓄和信贷活动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应当通过技术投资和硬件改造加强风险防范，确保储户存款安全，维护储户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银行认为目前技术上无法识别银行卡的真伪、异地取款也无法确认储户身份等，对于这种安全漏洞及技术风险应当由银行承担。只要采取积极、妥善、有效的应对措施，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但是，银行面对日益增多的假银行卡案件，未能积极采取措施，导致损害储户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对此应当承当赔偿责任。
（3）银行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因果联系
根据银行业务操作规程，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银行卡，密码相符，并且符合金融管理部门规定的存取款限制，才可以从银行取出存款，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符，银行就必须拒绝付款。但是，在本案中银行在多个环节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过错，致使损害结果的产生，银行的过错与此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银行未能辨别出假卡是存款被冒领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如果银行能在第一个环节就发现假卡，那么即使存在其他过错也不会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银行的过错是不可原谅的。
（4）金某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根据庭审调查的情况，金某谨慎保管密码，未向第三人泄露。银行认为金某泄露密码, 这仅仅是银行的一种推测，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破译密码的技术并不复杂，金某的密码有可能被他人破译，也有可能是银行内部人员窃取、泄露密码。银行仅凭密码被他人得知的事实，就武断地推测是金某过错的结论是不可信的，因为银行未能排除其他可能。
（5）银行章程中的免责条款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中国XX银行XX借记卡章程》的条款属于银行单方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其中有关银行免责的条款（即 “因卡片遗失或密码失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条款），因为银行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金某注意，并且其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之规定，任意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因此应当认定无效。
4、民事审判政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2000年10月28日《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亟待明确的法律政策问题—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五部分审理金融案件要注意的问题中指出：“金融机构在向电子化服务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案件。例如，在储蓄存款案件中，金融机构以取款人凭其设定的密码和伪造、变造的存折，在异地以通兑的方式将存款取走而拒付存折持有人凭真实存折取款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依法维护金融机构的信用、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按照严格责任原则，准确认定金融机构的责任承担。”1最高人民法院唐德华《在国家法官学院中级法院院长培训班上的讲话》也指出：“现在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已经达到6万多亿，有的就是担心自己的血汗钱被流失，或者说是心里没有底，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民事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所以往往一个案件的处理不正确，就会影响一大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说，存款纠纷、存单纠纷处理得不合理，存款人、单证持有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就可能影响一片，甚至发生挤兑现象。过去我们常讲处理一案，教育一片，影响一线，也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2因此，从民事审判政策来看，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注意维护存款人的合法利益，根据严格责任原则及时判令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一、二审法院的裁定，显然不符合民事审判政策的精神。
5、已有的判例
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其他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文书仍然可以作为本案审理的参考。同样是涉及犯罪的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其他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了审理并判令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在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诉交通银行海南分行存款被冒领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判决银行应对存款被冒领承担赔偿责任；3在黄学拱诉邓州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纠纷案中，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判决银行未尽到核对持卡人与取款人身份是否一致的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查后刊登的案件是一个错案，更没有理由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统一性。但是，情况相同或类似的案件竟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显然有损法律的权威，是对法律神圣和尊严的亵渎。
6、正确处理本案的重要意义
从表面上来看，本案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储蓄合同纠纷案件。但是，本案的正确审理与否却牵涉着重要的影响。在存款人与金融机构的储蓄合同关系中，金融机构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理当由其采取适当措施防范各种金融风险。作为存款人，有理由相信银行存款是安全的。如果说储户把钱存入银行后，当其要取款时才得知存款已经不翼而飞，而且银行对此拒绝承担责任，那么金融机构的信用何在？今后还有谁敢把钱存入银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市场的全面开放指日可待，国内的金融机构将面临巨大的竞争与挑战。在这种背景之下，金融机构如果不是勇于面对问题承担责任，而是一味地推脱塞责，那么它将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客户的存款，而是所有储户的信任。人民法院能否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将关系到金融机构的信用是否存在以及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司法救济的信心问题。

1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6期，第187页。
2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1年第2卷第5-6页。
3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5期第163页。
4 《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17日第3版。